浙江
1956年秋天，美国一幢安静的房子里，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躺在地板上，身子已经凉了，他姐姐杜致礼冲进房间，只看见满地的药瓶，这人叫杜致仁，是杨振宁的小舅子，他在家里吃了药，走了。
杨振宁坐在客厅里，刚拿到一份年薪过万的教职，可弟弟一脸绝望，他一句挽留的话也没说，后来邻居说，自杀前一晚，杜致仁眼睛通红，找姐夫借钱应急，杨振宁只回了一句，明天帮你问问工作机会。
四年前，杜致仁刚收到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全家都觉得这是件好事，他跟着姐夫杨振宁住了一阵，到第三年，银行突然停了贷款，账单上写着，他得马上还七千美元，这笔钱够普通人家两年不吃不喝。
杜家那时已经撑不下去了，1949年以后，杜致仁的父亲杜聿明打了败仗被俘，母亲曹清秀带着六个孩子逃到台湾，在岛上，这个从前还体面的家只能靠别人接济过日子，曹清秀硬着头皮给蒋介石写信求救，对方只答应借一千美元，分两年付，等到第一笔五百块到账，杜致仁盯着信封里的钱，手抖得厉害，把毕业申请表撕碎了。
能不能先借我三千块，等拿了文凭就还，自杀前三天，杜致仁把姐姐和姐夫叫进屋，杨振宁夫妇说会想办法，可没觉得这会是最后一回说话，当晚男孩回了房，没人留意他把安眠药瓶倒得一粒不剩。
讽刺的是，再等一年杨振宁就能靠宇称不守恒拿诺贝尔奖，那笔奖金够还十倍的债，可1956年他刚买下这房子，每月房贷吃掉大半工资，我们那时候真拿不出钱，晚年杨振宁在回忆录里写过这句话，字迹让墨水洇开了。
杜致礼总梦见弟弟站在宿舍楼前转悠，手里捏着那张从台湾寄来的汇款单，杨振宁每次走过实验室走廊，目光总会停在墙上那张发黄的家庭合影上，照片里杜致仁穿着干净的衬衫，笑得比谁都真。
半个世纪后，曹清秀的日记被人整理出来，泛黄的纸页上，1956年10月18日那页写着，又一个孩子走了，这次是阿仁，借钱救他的信，我写了七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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