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秋天,美国一幢安静的房子里,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躺在地板上,身子已经凉了,他姐姐杜致礼冲进房间,只看见满地的药瓶,这人叫杜致仁,是杨振宁的小舅子,他在家里吃了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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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坐在客厅里,刚拿到一份年薪过万的教职,可弟弟一脸绝望,他一句挽留的话也没说,后来邻居说,自杀前一晚,杜致仁眼睛通红,找姐夫借钱应急,杨振宁只回了一句,明天帮你问问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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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杜致仁刚收到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全家都觉得这是件好事,他跟着姐夫杨振宁住了一阵,到第三年,银行突然停了贷款,账单上写着,他得马上还七千美元,这笔钱够普通人家两年不吃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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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那时已经撑不下去了,1949年以后,杜致仁的父亲杜聿明打了败仗被俘,母亲曹清秀带着六个孩子逃到台湾,在岛上,这个从前还体面的家只能靠别人接济过日子,曹清秀硬着头皮给蒋介石写信求救,对方只答应借一千美元,分两年付,等到第一笔五百块到账,杜致仁盯着信封里的钱,手抖得厉害,把毕业申请表撕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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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先借我三千块,等拿了文凭就还,自杀前三天,杜致仁把姐姐和姐夫叫进屋,杨振宁夫妇说会想办法,可没觉得这会是最后一回说话,当晚男孩回了房,没人留意他把安眠药瓶倒得一粒不剩。
讽刺的是,再等一年杨振宁就能靠宇称不守恒拿诺贝尔奖,那笔奖金够还十倍的债,可1956年他刚买下这房子,每月房贷吃掉大半工资,我们那时候真拿不出钱,晚年杨振宁在回忆录里写过这句话,字迹让墨水洇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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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致礼总梦见弟弟站在宿舍楼前转悠,手里捏着那张从台湾寄来的汇款单,杨振宁每次走过实验室走廊,目光总会停在墙上那张发黄的家庭合影上,照片里杜致仁穿着干净的衬衫,笑得比谁都真。
半个世纪后,曹清秀的日记被人整理出来,泛黄的纸页上,1956年10月18日那页写着,又一个孩子走了,这次是阿仁,借钱救他的信,我写了七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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