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42年7月，重庆的午后，邓颖超坐在周劭纲床边，窗外的蝉声忽然停了，老人干瘦的手在被单上轻轻蜷了一下，像是想抓点什么，却只一遍遍轻声喊着恩来，同一刻，周恩来刚做完手术，咬着牙在纸上写，别让他碰挂面，钢笔尖在“面”字上拖出一片墨晕，两人离得不过三十里，却像隔了两个世界。
这个总攥着旧照片的老人，年轻时在运河边跪过整夜，一九零七年妻子走了，连口像样的棺材都得借钱买，月光落在草席裹着的身子上，他把眼泪憋回去，怕吵醒邻院睡着的孩子，后来教书、抄账，月钱总在十五块上下，有次去东北谋生，把三等舱带的旧书当路费，火车穿过山和海，他就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
1927年上海到处响枪，他躲进福州路一家小客栈，帮儿子传消息，白天抄密报，夜里拿算账当幌子，把铅笔掰成两截，短点不扎手，其实那支笔早磨得发亮，是从妻子留下的东西里翻出来的，1935年回乡埋妻子，他多揣了些碎银在怀里，听说儿子当上了红军政治委员，总怕哪天得接济他。
跟儿子在武汉、重庆来回跑的那些年，他总坐在防空洞最黑的角落，怀里抱着一本唐诗集，一壶绍兴花雕，有人请他读报，他就用老家的口音讲外面的事，有回碰上个讨饭的后生，他悄悄塞铜板，边塞边说认得字好，抄首《静夜思》也管用，临终前儿子没来，他把孙子孙女的照片塞进衣兜，说要带回去。
周恩来后来总带着那个旧皮夹，里头夹着父亲的照片，一九七六年清晨，他手抖着把照片递给邓颖超，窗外的梧桐叶轻轻响着，没说出口的话，早藏在铅笔断了的头里，藏在掰开的挂面里，藏在防空洞里念的唐诗里，成了最安静的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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