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谁谁讲阳明心学

(二)破旧的机器：明代中期的结构性困境 1.为什么理解王阳明，要先看懂张居正的失败？

王阳明心学的诞生，绝不能简单理解为对程朱理学的哲学反叛。它的真正底色，是对一整套即将失效的“国家-社会”运行系统的深刻回应。其核心矛盾在于：在日益僵化的外部结构下，整个文人士大夫群体所遭遇的内在意义危机与价值撕裂。

然而，若只停留在思想层面，我们依然难以真正把握明代困境的全貌。国家这台机器为何会陷入结构性停滞？仅靠哲学分析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既不能脱离历史事实空谈心性，也不能陷在人物故事中失去思想的高度。

这正是我们一直坚持的立场：必须从多维度、跨学科的视角进入历史。要真正理解阳明心学，就不能只读《传习录》。熟悉我节目风格的朋友应该已经习惯了，在全网 ，我根本算不上讲的好的，对的，但我一定是最杂的之一，也就是在我的知识体系里，我不局限于一种思维和认知模型，这也是大家听我节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不要扣字眼，而是去深刻的理解内容背后的思想和方法。

今天，我要将目光投向王阳明之后的一个关键时代──张居正改革时期。你可能会问：讲王阳明，为何要讲他身后的历史？这不是在讲“未来”的事吗？

这就涉及到我们看待历史的视角。黄仁宇先生提出的“大历史观”告诉我们，历史研究不能局限于细节和个案，而应当放在更长远的时间尺度中来考察。我们往往需要经过二十年、四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距离，才能真正看清一个事件的长远影响和深层意义。

举个身边的例子：二十年前，有人能预见今天的人口问题吗？有人敢反对某某生育吗？当时我们敢公开讨论相关话题吗？如今劝你生娃的人就是的当初那些带你做绝育的人，伤害你的人，只是他们老了。再看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即使他不为科学而证日心说，今天却被誉为科学革命的开端。我们之所以说人类善变的，不是说人类的性格是善变的，而是因为人类的利益视角和认知框架在不断变化，历史评判的标准始终在流动。《亮剑》大家都看过吧，丁伟的论文，在那个时代是不是离经叛道？在现在看来是不是高瞻远瞩？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在探讨心学时，特别要关注其历史实践维度。张居正作为心学思想的践行者，他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如何运用心学的理念，在文人士大夫群体的复杂心态与外部环境的交织中推动政治改革？通过考察他的改革实践，我们反而能够更清晰地回望王阳明所处的时代，理解“明朝困局”。

这个困局既是中国自秦朝开启的帝制发展至明代的必然阶段，也源于明太祖朱元璋立国时奠定的制度基因，更是大航海时代开启后，东西文明碰撞、农业文明与工商业文明相遇所产生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当我们后续谈到美洲白银的流入及其影响时，你会更加明白这一点。

让我们透过张居正的改革，看看这剂给大明王朝注入的强心针，究竟是为它延续了生命，还是加速了它的终结。从这个独特的视角回溯，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王阳明心学诞生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必然。

2.制度的困局：从黄册到一条鞭，明朝为何救不了自己？ （1）明代财政体系的静态设计：朱元璋的建国蓝图

明朝的财政体系，就像一台设计精密却用错了燃料的机器，而漕运，就是维持这台机器运转最粗壮的那根血管。要理解它为何最终梗塞，我们必须回到一切的开端——明太祖朱元璋的建国蓝图。

明代的漕粮与土地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征收土地税时，民廷最初是按照如下规则行事的：首先，土地税征收通常是以实物进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采用钱币缴纳；其次，交付的土地税移交到民庭认为合适的地方保管，至于运输费用则由纳税人负责。规定每户要征多少土地税，数量定好之后只做偶尔调整，税额就永久固定下来了。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政府在户帖制度基础上建立了黄册制度，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我们的户口制度来源其实就是明朝，很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现有保留的制度，都是来源于明朝创立的，包括所谓的打卡上班也是如此，这之前是没有的。明朝登记人口总数，一旦登记造册，未经官府批准，既不能随意改换行业，也不能随意迁移住所。且这些重要资料都被朱元璋用黄册记录，然后备份放到了湖心亭。这不仅是户口制度，更是一种将每个人固定在土地上的社会控制体系。

明王朝的建立者所关心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永久的政治统治体系，还要非常复杂不可改变，这里我们要额外补充，朱元璋所谓的祖宗之法以及定制，上到皇帝后宫行事，下到百姓拉屎放屁，无一不细致规定，并且注明:祖宗之法 不可变， 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都有哪些呢？《皇明祖训》、《诸司职掌》、《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志》、《礼仪定志》、《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等等，比如：南京驻守士兵违制穿高帮鞋子踢球被跺脚。这么琐碎的事情都被放大化。

（2）实物税制与漕运系统的运作机制

不难看出，洪武皇帝要建立的，是一个静止的帝国。与之配套的，是同样僵化的财政系统。全国近3000万担的田赋定额被永久固定，其中约820万担需以实物（粮食）形式由运河北上，送入京仓，这就是“漕粮”。朱元璋的初衷很明确：让帝国财政变得简单、透明、可预测。中央、地方和军队的预算，都从这个固定的粮仓中支取。

明王朝统计早期，明廷规定用粮食来缴纳土地税，全国税额总数接近2,950万担，其中大约1/5是小麦和大麦，于夏季征收；其余部分主要是大米，于秋季征收。除了征收粮食之外，民政府还要征收大麻、棉花和布匹等。

在理论上，2,950万担永远是最高限额，在整个明王朝统治的时期都不应该突破此限额。基本税率经常下降，很少上升。官方统计后半期，由于花费超过了收入，明政府征收了一些新税，成为附加税、额外税和特别税。但是明政府从未打算把这些新税种永远固定下来。为什么呢？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能。因为这2,950万担中有1,200万担由地方政府支配，作为官俸、行政费、抚恤金、养老金、赈济灾费、官府学校费和地方粮仓储存费。800万担主要在华北征收，作为驻守西北前线军队的军粮。其中不到1,000万担的税粮，供中央政府花费。在这1,000万担中，扣除120.8万担给南京后，北京所在总是在820万担左右。

所谓漕粮，就是土地税的一部分。土地税不止这820万担，而且它和钱币支付是分开的，它实际上交到中央政府的粮仓。那你发现没？对于明朝为何漕运这么重要，因为它是以粮食作为征收税款。而粮食的挪动就像货币的流通一样，如果粮食挪动不了，代表货币流通不了。大家都知道，经济情况不景气，一定代表货币不流通；货币不流通也就代表经济情况不会那么景气。

（3）税收实践的深层矛盾：额外费用与民众负担

然而，这套静止的系统，却要面对一个动态变化的世界。尤其是在打仗的时候，比如1415年，明朝对内蒙古游牧部落做惩罚性军事行动。这个过程中，明朝下令河南、山东和淮河地区纳税人向北京提供粮食。我前面说过了，运输费用是由纳税人承担。这就基本上是根据路程长短来定的。一旦打仗，这个运输的粮食要供应到很远的地方的话，那成本就会非常高，这也叫额外费。是额外费，不仅仅是运输费。额外费被分为十几个左右不同的项目进行征收。如从长江上过来的会增加摆渡费，江西则是增加鄱阳湖的摆渡费，居然连湖也会收摆渡费；从某些地区运过来，会收改兑费。

还有我们知道著名的“踢斛”。斛是一种计量容器，是朝廷收缴老百姓上交的粮食时所使用的专用计量容器，在当时，这个多出来的粮食就成了附加费。另外还有火耗银，又称耗羡，也是在正税之外征收的附加税，主要用于弥补零散银两熔铸为官锭时的损耗，其名称源于银两重铸过程中的实际损失，后逐渐演变为地方财政的重要补充来源。大家应该听过明朝那些事儿里讲的官员踢斛的功力了吧， “淋尖踢斛”的最高境界就是：一踢之下，斛不倒，米落地。 而要达到这一境界，需要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练习，丝毫不亚于寒窗苦读。能不能吃饱饭就看这一脚的功力了。你要说官员坏，这是事实，但同时也要考虑，朱元璋对官员的俸禄，确实低的可怜。《明史》的史官都忍不住直接开喷“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一件事物总有两面性，如果你认为这就是事实，那么事实也就太简单了，怪一个不能开口反驳的人有什么难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五年定下的百官俸禄“永为定制”，前文我们也讲到过朱元璋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事实是国家的经济水平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通货膨胀、紧缩是常态，明初之时国家初定，物价和消费水平都不高，据记载朱元璋当时定下俸禄是符合当时官员的生活水平的，加上免徭役，官员生活水平不会差的太夸张。然而明朝中期以后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奢侈之风兴起，物价飞涨，消费水平也大幅提升，即使有额外收入，明初的那点俸禄就完全不够用了，加上咱们的董事长兼人事经理明成祖朱棣给官员们降薪资，而且还不发粮食，用宝钞、胡椒、中药这些等价替代，官员的情况也就更难堪了，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后才确立为俸银的形式。

（4）张居正改革与一条鞭法的制度困境

这个问题一直是王朝机器运行过程中必然遭遇的事情，直到明朝万历年间，这种“火耗”开始被明文规定可以征收。在当时，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规定全国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不再征收实物，而全部改为征收银两。但是最终效果呢？依然是转嫁给老百姓，因为火耗就和多出来的粮食、运费都是要老百姓承担。国家收5%火耗，那官员就收8%，还是有差价。这个问题在清朝都难以解决，康雍乾就是在解决这个事情，即使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仍然难以使得国家机器能够有效的向前开动。这就是造就“饥饿的盛世”其中之一原因。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可不是一句夸张的话。因为明清时期的一般知府，真的有这么高的收入。除了微薄的工资以外，大头全都依靠这些火耗。可是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谁能比这帮地头蛇还要滑头的呢？

一条鞭法通过“赋役合一、计亩征银”，将明代混乱的赋役制度整合为统一的货币税制。万历清丈后，全国田亩数从洪武时期的8.5亿亩增至7.1亿亩（实际因隐田减少），白银货币化使中央财政收入从嘉靖末年的243万两增至万历五年的435.9万两，增幅达79%。这种以白银为基准的财政体系，标志着中国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型。

（5）政治体制的缺陷：内阁制度与改革困境

张居正的政策固然是不错的，但是底下人实行起来，必须要先以自己的利益作为出发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尴尬的现象：原本一条鞭法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结果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主要原因之一是张居正死的太早了；其次是张居正将税收从含糊的粮食到清楚的白银，带来的就是如果监管缺失，官员也就更清楚自己能贪多少，各阶级的利益分配更清楚。基于人性的贪婪，所带来的就是索取的更多。试想，如果贪污从粮食、黄金再到银行卡里的数字，你觉得能一样吗？

另外这里要补充一个内容：内阁阁臣履历的缺陷和权力的不稳定性。英宗复位之后的天顺年间，内阁明确实行首辅负责制，由首辅主持内阁的日常政务。世宗由外藩入继大统，因“大礼议”之争与朝臣产生较大分歧，特别是和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当然，这不仅仅是一场礼仪之争，还是皇权与内阁辅政大臣的政务主导权之争。这场纷争最终以嘉靖三年（1524）杨廷和辞归为标志宣告皇权胜出。嘉靖六年和八年，张璁、桂萼先后入阁，世宗彻底掌控了内阁。此后，世宗对于内阁权力便格外关注，绝不容许内阁权力凌驾于皇权之上。

内阁作为最重要的辅政机构，阁臣受到时人的崇重，甚至形成了一种“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风气。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阁臣入阁前往往缺少地方基层的任职经历，普遍存在“缺乏实际历练、书生气重、行政实践经验不足、长于文章、短于理政”等问题。此外，阁臣任期不定，全凭皇权喜恶而进退。在明代162位阁臣中，任职5年以下（包括5年）的108位，占67%。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内阁阁臣无法长期辅政，无法与皇帝保持融洽、信任的关系，从而也就很难保证施政的连续性。尽管在嘉靖中后期，也有夏言、严嵩、徐阶分别为首辅六年、十六年、六年，但都因为明世宗强势皇权对内阁的防范而无所作为。这种内阁权力不稳定的特性，使得全国范围内的改革难以获得强力、持久推行的保障。

（6）改革失败与制度性崩溃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也正是因为张居正的死，这才造成了大明王朝后期的改革出现了断层。

据记载 “在新安，遣家僮载米三千石还吴宅，既至，遂耗太半。率问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壮哉雀鼠！’”——《梁书·张率传》这很明显的调侃也是反应当时的具体情况。

张居正是一了百了了，可是因为一条鞭法引发的火耗问题，却已经浮出水面。火耗作为一种重要的收入，地方官员是不可能轻易放手的。即使明朝朝廷一再强调，不能对百姓增加过多火耗，可完全是无济于事。因为火耗银子是朝廷让收的，于情于理都是合适的。

这就是这些官员们心里最有底气的地方，所以他们自然是变本加厉地收取火耗银子。

（7）地域差异与结构性矛盾

制度设计的深层矛盾，这里我们要总结一些关键信息：

• 南北经济差异的忽视 南方商品经济发达（占全国赋税65%），白银流通顺畅；而北方以小农经济为主，强制折银导致农民需贱卖粮食换银。万历十年山西巡抚奏报：“民售粟一石仅得银二钱，而官征银五钱”。这种地域性政策移植，使北方农民实际税负增加30%-50%。
• 火耗问题的制度性失控 虽规定火耗不得超过2%，但实际执行中普遍达到10%-20%。河南巡抚梁梦龙承认：“每两火耗耗至三钱，民不堪命”。这种灰色收入成为地方财政的“潜规则”，为万历后期的矿税加派埋下伏笔。
• 财政弹性的丧失 白银本位制下，国家丧失货币调控能力。16世纪末美洲白银减产引发全球银价上涨，明廷被迫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加征“辽饷”200万两，直接导致陕北民变。

• 财政结构：建立中央集权的货币财政体系，太仓存银达800万两（天启年间）；依赖白银进口，1630年后因美洲白银危机引发财政崩溃。
• 社会结构：削弱人身依附关系，苏州织工日工资从0.03两增至0.08两（万历年间）；催生“投献”现象，嘉靖至万历年间江南40%佃农失去土地所有权。
• 经济转型：推动商品经济，松江棉布产量从嘉靖年的500万匹增至万历年的1500万匹；小农经济解体加速，万历末年流民达600万，占人口8%。

白银依赖的致命缺陷：一条鞭法使白银占税收比例达90%，但明朝白银年产量仅300万两，需依赖海外输入。1630年代美洲白银减产60%，导致北方农民需售出3倍粮食才能完税。陕西延安府米价从0.8两/石暴涨至4两/石，而田赋仍按万历旧制征收。

军事开支的指数级增长：

• 九边军费：万历十年军费占中央财政70%，较洪武时期增长133%。
• 辽饷加派：1618年每亩加银9厘（约0.09两），全国征银520万两；1620年剿饷再加3厘，农民亩均负担达0.12两，是正税的3倍。
• 火耗黑洞：地方官以熔铸损耗为由加征10%-20%，陕西某县火耗银达正税2.4两，占农民年收入40%。

• 财政弹性丧失：白银货币化使国家丧失铸币权，无法通过贬值缓解财政压力。当美洲白银断供时，明朝只能通过加税转嫁危机，形成"白银危机-加税-民变"的死亡螺旋。
• 军事改革悖论：张居正提升卫所军饷至年薪18两（较卫所军高6倍），但催生职业军官集团。李成梁家族在辽东形成割据势力，其麾下士兵月薪达3两白银，是普通农户年收入的4倍，加剧军民对立。
• 土地分配失控：清丈后全国实际征税田亩增加300万顷，但官僚豪强通过"投献"将60%耕地挂靠官田。万历后期，江南40%佃农失去土地所有权，被迫成为流民。

张居正改革揭示的"黄宗羲定律"在中国传统税制中具有普遍性：（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 短期成功依赖强人政治：考成法使六部效率提升50%，但张居正死后半年即出现"各省奏销拖延"。这就和打卡上班以及日报周报一样，老领导调任了，一个不写就所有人都不会写了。
• 技术赋能的局限性：土地清丈使用步车测量，但30年后隐田比例回升至40%。
• 全球化依赖的风险：美洲白银占明朝货币供应量80%，其波动直接引发财政崩溃。

张居正改革的最终失败，深刻印证了一个历史规律：当技术性改革无法突破文明的结构性约束时，其成效往往会成为更大危机的催化剂。这场以白银货币化为核心的改革，虽然暂时缓解了明朝的财政危机，却因为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根本 “结构性矛盾” 的特质而注定难以持续。

首先，改革试图用货币财政体系维系农业文明根基。将税赋固定为白银的做法，使脆弱的小农经济暴露在全球白银波动和市场风险之下，反而加重了农民负担。其次，中央集权的征税手段遭遇了血缘亲族社会的柔性抵抗。官僚系统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纽带，既是政策执行者又是地方宗族利益的代表，最终将改革成本转嫁给底层，使政策初衷异化。最重要的是，在人治传统根深蒂固的阶层社会里，任何改革都难以建立持久的制度契约。张居正的个人权威一旦消失，所有改革措施即刻人亡政息，说明技术性改良终究敌不过权力的任性。

这场改革的悲剧在于，它用最先进的财政手段去维系最传统的治理模式，其带来的暂时效率提升，反而加速了系统资源的枯竭。当小冰河期天灾、白银危机和边患同时来袭时，这个早已被 掏空社会韧性的帝国便轰然倒塌。张居正的尝试证明：若不触动文明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任何技术层面的优化，最终都只会成为旧系统崩溃前的回光返照。

（12）明清鼎革中的制度延续与集体腐败

明朝黯然落幕，清朝入主中原。新统治者惊讶地发现，各地衙门里坐着的，依然是前朝的那批官员。为了稳定政局，清初统治者选择了妥协：默许地方官继续征收"火耗银"。这个决定释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虽然江山易主，但官场的潜规则丝毫未变。

对这些历经改朝的官员而言，这无疑是一剂定心丸。他们惊喜地发现，头上的顶戴花翎固然换了样式，但做官的秘诀依然如故：只要能够打通关节、打点上下，就能继续在这套熟悉的体系中如鱼得水。于是大批明臣转而效忠新主，不是出于理想抱负，而是因为做官发财的门路丝毫未受影响。

最苦的依然是百姓。他们照旧要缴纳各种名目的"火耗"，甚至比前朝更有过之。在顺治、康熙两朝，这项原本见不得人的灰色收入，竟然渐渐演变成了半公开的常例。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士大夫阶层集体性的道德沦丧。

当"火耗"从私下的贪墨变成明面的规矩，说明官僚集团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谋。这不是个别人的腐化，而是整个系统的集体堕落。士人们曾经标榜的气节与风骨，在现实利益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他们选择了最务实也最可悲的道路：将个人利益置于家国大义之上，用集体的默契维持着一个腐败体系的运转。

在这个体系中，清官反而成了异类，因为打破潜规则的人，威胁的是整个官僚集团的共同利益。于是，明朝未能解决的积弊，就这样被原封不动地打包带进了新的朝代，成为这个新生政权体内一颗致命的毒瘤。

3.烽火危城：明朝军事体系的困局与末路

若将目光从朝堂纷争移向战场，十六世纪的明朝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军事图景：一个拥有百万大军、修筑了万里长城的帝国，却在应对内外威胁时愈发力不从心。

(1)北方边患：长城背后的战略困境

土木堡之变后，明军精锐损失惨重，从此转入战略守势。蒙古骑兵仍不时南下劫掠，如1550年俺答汗兵临北京城下，明军竟无力野战退敌，只能紧闭城门固守。长城虽不断加固，却成为被动防御的象征。卫所制度崩坏导致军户逃亡、战斗力低下，边军时常欠饷，甚至出现"饥兵"现象。明廷不得不依赖"家丁"制度，将领私养精锐部队，这虽在短期内提升战力，却使军队逐渐私兵化，为后期军阀化埋下伏笔。

(2)东南海疆：海禁政策与武装海商的对抗

在万里海疆，明朝面临另一种挑战。严厉的海禁政策与东南沿海蓬勃发展的私人海外贸易产生剧烈冲突。所谓"倭寇"，实多为武装中国海商集团，他们组织严密、熟悉海情，如王直、徐海等首领甚至建立跨国贸易网络。明军水师却因长期缺乏战事而衰败，战船破旧，官兵不习海战。在1550-1560年代的抗倭战争中，明军虽最终凭借俞大猷、戚继光等将领的战术创新获胜，但暴露出海防体系的巨大漏洞。

(3)军事改革的局限与后果

明朝中后期尝试过诸多军事改革，如戚继光的"戚家军"编制、火器改良等，但这些战术创新未能扭转战略颓势。军队建设始终受制于文官系统的制约和财政短缺，无法建立专业化、常备化的国防体系。这种军事上的被动局面，迫使明朝后期不得不大量招募雇佣军，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形成恶性循环。

当17世纪新兴的后金政权在东北崛起时，明朝这套早已千疮百孔的军事体系终于不堪重负。曾在朝鲜战场上与日军交战表现尚可的明军，在面对八旗铁骑时却屡战屡败，最终未能守住江山社稷。

如果回到明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十六世纪的明朝，一个敏感的士人会感受到怎样的现实？那是一种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无声的窒息感。正是在这样一幅全景式的、令人窒息的困境图卷中：当政治陷入昏聩与腐败，经济管理低效僵化，知识体系脱离现实，军事外交应对失据……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王阳明在龙场那个万籁俱寂的夜里，那一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呐喊，会具有如此石破天惊的力量，你既然改变不了外在世界，何不先改变自身内心。

这里我要提醒各位，我们要的不是强行用现代理论肢解历史，而是保持对历史的敬畏的同时，也保持怀疑，运用现代人的认知工具，在故纸堆里照亮那些被忽略的角落，最后以你自己的认知构建出一副你心中的明朝，而不是史书中的明朝，更不是艾谁谁口中的明朝。

而我的节目之所以常从商周讲起，追溯中国文化的底层代码，正是希望大家能站在一个更高、更广的坐标系中，看清明代这一个点的意义。唯有如此，阳明心学的出现才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事件，而成为一个文明系统在特定历史压力下的必然产物。

因此，我强烈建议大家：在收听之余，主动去补课。去读明史，去翻哲学，去思考治河、漕运、货币、官僚与基层组织这些“硬”的东西。有效学习，从来不是在单一通道中中重复深信，增加信息量，而是在不同的思想通道中交叉印证，最终在你自己心中碰撞出真正的火花。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品出历史的滋味，看懂王阳明那一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背后，是一个时代如何挣扎、破碎，又如何试图重建意义的全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