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没有爹味

我时常刷到杨振宁先生的一些谈话视频，觉得听他讲话很舒服，能听得明白，也能听得进去。起初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细想一下，那种感觉是没有说教，没有爹味。

尽管他在世的时候，或许是中国最有资格享有 「爹味」的人之一，但恰恰他没有。

没有爹味的人，哪怕年老，也会呈现出一种率真的状态。

杨先生去世后，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段书摘，有很多读者留言。这段书摘来自于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他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大约2005年左右，三联出版了杨先生的随笔集《曙光集》，这本书不同于以往的学术论文，所以三联很重视，杨先生也很重视。书出来之后，自然要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发布会是其中的重头戏。

出版社让杨先生发动人脉，邀请一些重量级嘉宾来助阵。杨先生就当作一件大事来做了，不仅拉出了一份长长的名单，还用Excel表格编列了序号，其中有不少领导同志，还有享誉中外的科学家。

不过，大概是他对 「重量级」存在一定的误解，以至于Excel表格上的一位拟邀请的嘉宾，把总编辑李昕都吓到了。

李昕在他的书里写道：

杨先生是极认真的人，也有几分书生气。

我想，一个人的率真，如果是建立在认真之上的，哪怕一时没清楚状况，也不会显得轻浮，更不会觉得油腻，反而有一种独特的喜感在。

许多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除了爱规训他人，会 渐渐 丧失生活中的其他乐趣，这是爹味很大的来源。很显然杨先生不是。

比方说作为物理学家，他读不进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却对张爱玲的作品偏爱有加。

他得知张爱玲有个远房亲戚叫张守廉，是他大学时的同学；进而又考证到张爱玲家族还有一位 「守」字辈的老 亲戚在世，杨先生竟然给人家去了一封信。

大概那位张老先生，收到杨先生的信之后，整个人都是科幻的。

杨先生的专业是量子物理，宇宙万物都在其中，但他似乎很少高谈阔论什么宏大叙事，反而对生活中的小乐趣充满好奇。

有一次，他在原云南省长徐荣凯同志的陪同下，游览丽江。丽江夜生活丰富，夜色阑珊中，杨先生带的兵和对面的人对起了歌。杨先生最积极，一首歌还没唱完，就催促大家赶紧想下一首。

那天晚上，众人在小舞台上蹦蹦跳跳，杨先生最初在一旁摄影，后来也参与其中，时年快九十岁的人跟着音乐一起摇摆。徐荣凯等同志后来很后悔，没拍下这个珍贵的场面：

谁也没想到杨先生会上去蹦迪。

对了，这位徐荣凯同志还是朱总理介绍给他认识的。2007年清华校友聚会，朱总理把徐同志叫过去，向杨先生介绍道，徐荣凯，也是清华的学生，在国务院当过我的副秘书长：

你们要去云南，找他。

杨先生果然就找了。

杨先生的论文我们看不懂，但语言是解读人的一把钥匙，就听他说话。

尤其一个人言谈中的习惯用语，最能反映其个性。是个爱妄下论断的「老登」，还是保持谦虚谨慎的「学生」，就看他的口头禅。

杨先生特别爱说的两个字是「可能」或是「也许」。

我们举个例子说，有一次他跟记者谈特朗普，国际政治嘛，谈不好特别容易「登味十足」。

杨先生先是描述一个客观情况，他说：我觉得这人（指特朗普），不喜欢他的人很多，喜欢他的人也很多，我想 「也许」因为他要做的事，跟美国以前的各届总统都不一样。

接着谈到特朗普的做事风格，杨先生说，虚虚实实，你不知道他到底最后要做什么事情：

我疑心他之所以很会赚钱，与这种性格「可能」有关系。

杨先生说话的这个特点，是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总结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写过关于杨先生的一件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旅美华人筹组全美华人协会，何炳棣居中穿梭，延请杨先生出任会长。杨先生认为，既然是全美的华人协会嘛，那协调全美各地华人社区的事务，应是协会的主要任务之一。

何炳棣先生有不同观点，他认为重点应放在高级知识分子，并提议，如果重点放在高知，每个会员缴纳1000美元，那集齐1000位高知，就能筹足百万基金，有了钱，会务就容易展开。但杨先生并不赞成这么搞。

美国华人社区情况复杂，有的还涉派系之争。杨先生曾在其中调解，但没有效果。在任期快结束时，他对何炳 棣说了这么一句话：

现在回想起来，你当初的建议可能是对的。

这个语境下，「可能」二字似乎意味着一种委婉的反思。我们知道，会反思自己，能接受意见的人，通常是不爹的。

所谓 「爹味」 虽然是以爸爸为名的，但其实它最没有感情。因为爹味十足的人通常都是在衬托自己，而忽视别人，连真实的性情都隐匿于说教背后，因而缺乏人格魅力。

我说杨先生没有「爹味」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从不忌惮于在人面前表露自己的感情。

再说回他的那次云南之行。在云南的腾冲有抗战时期中国远征军的纪念馆，杨先生的岳父杜聿明曾任远征军的副司令，在纪念馆有介绍他的事迹。那天，杨先生驻足在岳父照片前，也不说话：

凝视许久。

凝视是一种表达，杨先生还有种更强烈的表达，他要哭。

我们80后知道杨先生，大多源于他撰写的《邓稼先》这篇课文。你们是否记得其中的一个细节。

杨先生与邓稼先在北京重逢时，询问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中是否有外国人参与，邓稼先当时没有回复他，说要确认一下；而后不久，杨先生在上海收到回复，当场热泪盈眶，不得不躲进洗手间里。

老实说，在旁人看来这个哭点似乎有点突兀。杨先生在文中也说，是为了民族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

我始终想不清楚。

但我想，或许可以用杨先生的另一次哭来对照解释。

那是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杨振宁与邓颖超在大会堂有过一次对谈，总理的老部下熊向晖在一旁做笔录。

杨先生此行，是受美国华人华侨之托，来北京向总理灵位献花圈。可他来了之后才发现，总理没有灵位，连骨灰也是撒掉了的。在熊向晖的记录中，杨振宁说到此处，失声痛哭，邓大姐还在一旁安慰他：

你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比我更懂得物质不灭的道理。

我是感到杨先生的这两次流泪，有十足的相似之处。他对于自己所钦佩的人，对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对他们的作为和人格，毫无掩饰地流露出强烈的敬意。

对一个功成名就的科学家而言，将自己的感情暴露在世人面前，是需要勇气的，并且也是一种品德。

同时呢，作为事业上的成功人士，杨先生还有一种难得的品德，便是充分承认自己的幸运。

他愿意更多与年轻人解释成功的真相，而不是布道成功的理想。

他曾经坦诚相告说，再三回顾自己的一生，是非常幸运的，小时候能够在清华园里长大，而同时期的中国的孩子，很多人是吃不饱饭的。谈及自己成功的原因，他将主要部分也归结为，一路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遇到了高能物理在二十世纪大发展这个重大机遇。

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他说，聪明有关系，努力也有关系，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

你得找到一个有发展前途的领域，又与你的喜好和背景很接近，那你向这个方向进军，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在杨先生身上，你能看到儒家社会的君子和西方社会的绅士，这两种气质的结合，并且他还有着西南联大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怀。当他走进时间里，就像一本宝藏书籍的彻底绝版。

由此看来，当年的新书发布会，真应该把重量级嘉宾们都请来，搞得隆重些。那可真是群贤毕至，人类群星闪耀时。

仅以这篇小文章，纪念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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