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女阿菊，竟是压倒朱枫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早就是国民党特务！

最狠的背叛从来都裹着亲情的皮，红色特工朱枫到死可能都没想通，自己疼了二十多年的孩子，会把她推到刑场上。

1927年朱枫嫁陈绶卿的时候，阿菊才6岁，是丈夫跟前任妻子生的。虽说不是亲生的，朱枫待她跟亲闺女没差——家里再难，阿菊的衣裳总给缝得整整齐齐，还手把手教着认字，从没亏过她。九一八事变后一家人往南逃，没几年陈绶卿病死了，朱枫一个人拉扯着几个孩子，连自己啃窝头的时候，都要给阿菊留个白面馒头。后来她入了党搞地下工作，没法带孩子，才把阿菊托付给别人。那时候她只想着孩子能好好的，哪能料到，这孩子后来会成保密局的“眼线”？台北市文献馆解密的卡片上写得清楚：“监视朱氏，每日报”，阿菊的上线，就是保密局南组的组长。

1949年那会儿，解放军打金门因为没摸清情报吃了亏，急着要有人去台湾拿消息。巧了，阿菊这时候来信了，说她跟丈夫王昌诚（那人是台湾省警务署电讯管理所主任，其实是保密局的上校）到了台湾，刚生了娃，让朱枫去看看。这机会太合适了，组织上当即就定了让朱枫去——她做地下工作多年，有经验。那时候朱枫刚给第二任丈夫朱晓光写了信，说想回家团聚，接到任务后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在信里补了句：“个人的事先放放，有更要紧的活要干”。

1949年11月27号，朱枫换了个名字叫朱谌之，坐船到了台湾，直接住进了阿菊家。阿菊帮她办租房手续，跟附近派出所的警察也混得熟，连户籍检查都顺顺利利过了。朱枫这下彻底放了心，有时候记联络暗号记不过来，还让阿菊帮着写在纸上，对外只说这是来投靠的侄女。她哪知道，自己住的这屋子早就是监视点了——阿菊给她倒茶的时候，袖口露出来的红绳，是给外头特务递信“人在这儿”的暗号，转身就把朱枫的行踪塞在茶庄的纸袋里送出去。

在台湾的两个多月，朱枫每周六都借着“去药店办事”的由头见吴石，拿情报，周日再转给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的兵力部署，好多绝密的东西都是这么拿回来的，后来这些情报通过“安福号”海轮送回大陆，毛泽东都特意说要给他们记功。1950年1月14号，朱枫还在给丈夫的信里说“月底就能回家”，可危险已经找上门了——1月29号，蔡孝乾被抓了，没扛住打，全招了，他身上一张记着阿菊家电话号码的钞票，直接把特务引到了朱枫这儿。

吴石知道出事了，赶紧让副官给朱枫报信，还冒险开了张去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让她赶紧跑。朱枫连夜从阿菊家走了，可特务很快在吴石家里搜到了那张通行证，顺着线索就追到了舟山。1950年2月18号，朱枫在舟山沈家门的医院里被抓了，押回了台北。在牢里，她趁看守不注意，偷偷把贴身带的金锁片、金链，还有折成两段的金镯，混着热水往下咽——二两多重的金属片子卡在肚子里，后来X光一照，清清楚楚的。救过来之后，不管特务怎么打，她半个字都没吐，连保密局的档案里都写着：“这女匪为了保消息，连命都敢赌，这点纪律性确实厉害”。

可阿菊呢？她干的事才叫寒心。保密局给的两万四新台币奖金，她签字按手印领走的——那时候铁路局职员一个月才挣八百，这笔钱够她拿整整三十个月。朱枫牺牲后，阿菊本来提交了认领申请，结果到了领骨灰那天，她没敢来。后来有人找她，她躲了几十年，直到2005年还说：“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朱枫到死可能都没弄明白，自己掏心掏肺疼大的孩子，怎么就把她的信任当筹码，换成了钱？

1950年6月10号下午4点半，45岁的朱枫被押到台北马场町刑场。枪响的时候，她还拼着最后一口气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七颗子弹打在身上，人就这么没了。其实当年7月，陈毅就签了命令，认她是革命烈士，可她的骨灰却没了下落，一找就是几十年。

直到2010年，有个台湾史学家翻殡葬管理处的老名册，突然看到“朱湛文”三个字。后来才知道，是当年登记的人写岔了，这就是朱谌之啊！那年12月，她的骨灰先被接回北京，放在八宝山；2011年7月12号，国家安全部门的专机把骨灰送回宁波，那天81岁的女儿朱晓枫抱着母亲的遗像，眼泪擦都擦不完，手一直抖，嘴里反复说：“妈妈终于回来了……”最后，骨灰安在了镇海革命烈士陵园，总算是回了家。

现在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朱枫的塑像就在那儿，她当年吞下去又被取出来的那个金锁片，也放在广场的陈列柜里。六十多年过去了，再想起朱枫当初对阿菊的信任：连联络暗号都敢让她记，想起那张藏着电话号码的钞票、阿菊袖口里晃过的红绳，心里还是堵得慌。那些藏在敌人窝里的忠魂啊，不过是想抓点儿亲情当暖身子的念想，可最后，这点念想却成了要人命的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