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惊人的相似，巴勒斯坦人的结局，中国史书已经有了详细的记载

前言

2025年9月2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上，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家，这则消息公布再次将巴勒斯坦拉回到大众视角。

在以美国为首的大国支持下，以色列侵略行为日益加快，巴勒斯坦民众面临亡国危险，究竟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谁才是入侵者？巴勒斯坦人的未来又在何处？

但其实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史书就给出了答案……

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宿命纠缠

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牧人从两河流域出发，带领族人走向迦南之地

他有两个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以实玛利被视为阿拉伯人的祖先，以撒则是犹太人的始祖。他们本是同根生，却在历史长河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犹太人的历史是一部流亡与回归的史诗。公元前1000年左右，大卫王建立以色列联合王国，定都耶路撒冷，这是犹太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然而，这片土地地处欧亚非交汇处，是兵家必争之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相继统治此地。

公元70年，罗马帝国镇压犹太起义，摧毁第二圣殿，数万犹太人被杀或被卖为奴。

公元135年，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将犹太人彻底驱逐出巴勒斯坦，并将此地更名为“叙利亚巴勒斯坦”，意在抹去犹太人的历史印记。

从此犹太人开始了长达近两千年的大流散。他们散居于欧洲、北非、中东各地，虽无国土，却凭借宗教律法、希伯来语和犹太教传统维系着民族认同。

他们在金融、医学、法律等领域崭露头角，尤其在中世纪欧洲，因被禁止拥有土地和加入行会，许多犹太人转向放贷业，逐渐积累财富，也招致了“贪婪”“操控经济”的刻板印象。

19世纪末，欧洲反犹主义日益猖獗，尤其是俄国的集体迫害和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促使犹太思想家赫茨尔提出犹太复国主义。

他主张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的民族国家，以摆脱持续的迫害。这一理念迅速获得全球犹太社群的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英国获得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贝尔福宣言》中，英国外交大臣明确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

这一纸宣言，成为现代巴以冲突的导火索。当时巴勒斯坦人口中阿拉伯人占九成以上，他们世代在此耕作生活，从未将此地视为“无主之地”。

随着大量犹太移民涌入，土地争端、文化冲突和暴力事件频发。

1936年至1939年，阿拉伯人发动大规模起义，抗议犹太移民和土地收购，遭到英国镇压。二战期间，六百万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遇难，这一惨剧极大增强了国际社会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

1947年，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决议，建议将巴勒斯坦分为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耶路撒冷由国际共管。

犹太领导人接受了该方案，但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对原住民权利的无视。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出兵干预，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战争结果是以色列不仅保住了联合国划分的领土，还占领了原本划归阿拉伯国的大片土地，包括西耶路撒冷。

约70万巴勒斯坦人逃离或被驱逐，成为难民，这一事件被巴勒斯坦人称为“纳克巴”（大灾难）。

此后几十年，五次中东战争、无数次小规模冲突、恐怖袭击与军事镇压，使这片土地始终笼罩在血与火之中。

为何悲剧总在重演？

纵观人类历史，巴以冲突并非孤例。

从卢旺达的胡图族与图西族，到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再到印度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类似的族群撕裂屡见不鲜。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几个共同的深层机制。

首先是身份认同的排他性。当一个群体将自身命运与宗教、血统或历史叙事紧密绑定时，任何外部威胁都会被放大为生存危机。

犹太人因千年流散与大屠杀记忆，形成了强烈的“我们vs他们”的安全焦虑。

而巴勒斯坦人则因土地被夺、家园破碎，发展出同样坚固的抵抗叙事。双方都视对方为“入侵者”或“压迫者”，对话空间被彻底压缩。

其次是外部势力的干预与工具化。大国往往出于地缘利益，选择支持一方以制衡另一方。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成为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提供巨额军事援助和外交庇护。

苏联曾支持阿拉伯国家，如今俄罗斯、伊朗、土耳其等国也深度介入。这种外部力量的介入，使冲突从地区矛盾升级为国际博弈，和平谈判常因大国角力而搁浅。

再者是资源争夺与空间压缩。巴勒斯坦地区土地狭小，水资源匮乏，人口密度高。以色列控制着大部分可耕地和地下水，加沙地带被封锁，约旦河西岸被隔离墙分割。

当生存资源成为零和博弈，暴力便成为最直接的争夺手段。正如人类学家所言：“当土地成为身份的象征，每一寸泥土都值得用鲜血去捍卫。”

最后是历史创伤的代际传递。幸存者讲述大屠杀，难民后代诉说失去的橄榄园，这些记忆通过教育、媒体和节日不断强化。

每一代人都在继承上一代的仇恨与恐惧，使得和解变得异常艰难。心理学研究显示，未被疗愈的集体创伤，往往以暴力形式在下一代身上重演。

中国史书中的族群治理之道

当西方世界在民族国家与族群冲突间挣扎时，中华文明早已在两千年的治乱循环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

中国历史上也曾面临异族迁入、边疆动荡、文化冲突等挑战，其应对之道，值得深思。

《左传》有言：“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这并非无原则的宽容，而是一种基于秩序与教化的包容。周代实行“封建亲戚，以藩屏周”，通过血缘与礼制构建政治共同体。

秦汉以降，中原王朝对归附的匈奴、鲜卑、突厥等族群，采取“羁縻”政策——既给予一定自治权，又通过册封、通婚、迁徙、屯田等方式逐步实现文化融合。

唐代是中华帝国包容性的巅峰。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他任用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为将军，接纳波斯王子流亡长安，允许景教、祆教、伊斯兰教在境内传播。

长安城中，胡商云集，胡乐盛行，胡服成风。这种开放并未导致政权颠覆，反而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气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盲目接纳。中国史书同样记载了深刻的教训。

安史之乱便是典型。安禄山本为胡人，因战功被唐玄宗重用，身兼三镇节度使，掌握重兵。朝廷对其过度信任，忽视其割据野心，最终酿成八年战乱，北方人口锐减三分之二，唐朝由盛转衰。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陈：“养虎自啮，其患必烈。”这并非排斥异族，而是警示权力失衡与监管缺失的危险。

更深层的智慧在于“以文化之”。中华文明不以血统划界，而以“礼”为标准。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

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只要接受中华文化，便可成为“中国人”。这种文化认同超越了种族界限，为多民族融合提供了可能。

反观巴以问题，若仅以武力划分边界，或依赖外部强权施压，终难持久。

结语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人类的伟大，正在于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打破宿命的轮回。

巴以冲突的本质，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安全与尊严的双重缺失。犹太人渴望一个不再流亡的家园，巴勒斯坦人渴求一个不再被剥夺的故土。

两者并非不可调和。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承认彼此苦难的基础上，重建信任，设计出公平的政治安排。

世界不应再满足于每一次冲突后的“暂时停火”，而应推动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进程——不是大国主导的交易，而是人民参与的和解。

国际社会应支持两国方案，保障耶路撒冷的宗教圣地共治，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同时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这不仅是外交立场，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

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可以塑造未来。当加沙的儿童不再在废墟中寻找亲人，当耶路撒冷的钟声为所有信仰者而鸣，那才是文明真正的胜利。

愿血色轮回，终于今日。

信息来源：

环球网《巴以冲突，千年恩怨的百年爆发》 浙江日报《千年宿怨，一朝如何能了？为你讲透巴以冲突的前世今生》 联合国官网：巴勒斯坦问题历史文件 《圣经·旧约》相关记载 《资治通鉴》《左传》等中国古代典籍 剑桥中东史、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等学术资料（基于2023年10月前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