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产生和推翻

熟悉中国考古史的人都知道，学术界通常把1921年当做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元年，之所以认为中国现代考古学是这年诞生的，是因为这一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在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进行了考古发掘，由于这次发掘有明确的学术动机，是为了验证是否与中亚遗址相关，而且在发掘方法上，采用了在当时看来较为科学的手段，引入了地层学、地貌学、测量、绘图等。因此，就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了。

安特生

那，为何一位西方的地质学家会来中国跨专业干起了考古呢？这事跟“袁大头”有直接关系。袁世凯掌握政权之后，北洋政府有意发展工业，但发展工业首先要解决的是原材料问题，当时国内已开采的铁矿、煤矿资源都比较有限，数量不足，急需勘探新的矿藏。但是，国内又缺乏勘探的实力，只能走外聘的渠道。

外聘专家，从实力上来说，自然是英法美德这些老牌强国最强了，但是，自晚清以来，中国吃尽了西方列强的各种明亏暗亏，踩过的坑多了，自然也怕了，这次找勘探专家自然慎之又慎。

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中，瑞典是少数几个没怎么欺负过中国，而且科技水平还不错的，最后，在时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建议下，1914年，北洋政府向时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的安特生发去聘书，请他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来华寻找铁矿和煤矿。

当时开出的待遇相当优厚，而安特生本人也对古老的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个人又爱好考古，于是就来了。安特生业务水平确实不错，短短几年时间，他就找了好几处铁矿，得到了北洋政府的嘉奖，袁世凯还亲自接见了他。

俗话说，有为才有位。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安特生得到了北洋政府的重视，对他的考古爱好自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为他搜集古物提供了不少的便利。在多次前往河南寻找古生物化石和石器的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渑池县仰韶村石器与彩陶片共存的现象，很是疑惑。后来，他了解到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便对这类遗址相当重视，并于1921年10月带领农商部北京地质调查所任技师袁复礼等中国学者赴仰韶村进行正式发掘。

袁复礼（左一）、安特生（左二）、与乡绅在仰韶村合影（1921）

在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历时36天的发掘中，安特生开挖了17处发掘点，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等文物，这些都说明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存在，粉碎了一些西方学者之前传播的中国没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谎言。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是一处从未出现于文字记载，并且在时间上早于夏朝的文明遗址。安特生在他1923年10月出版的考古报告《中华远古之文化》中，按照以首次发现地命名的国际惯例，将这种新石器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

复礼1921年绘制的仰韶村遗址地形图和仰韶村南部等高线图，该图也是中国考古第一图。

如何解释这个未曾见于史书的遗址？这个文化从哪里来？又会到哪里去？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考察后，安特生认为仰韶的彩陶文化源头来自西亚。因为仰韶以东当时没发现彩陶文化，以西的甘肃齐家文化却发现了彩陶文化，再以西的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也有彩陶文化，而且中亚的比甘肃的早，甘肃的比仰韶还早，而中亚彩陶文化又来自西亚。所以，在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国远古之文化》，提出了仰韶文化是西亚“西来”的假说。

由于仰韶文化地处华夏文明核心区，且时间上早于夏商周，被一些人当做是夏商周的源头，因此，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被进一步发挥，升级为“中华文化西来说”。由于有彩陶实物证据，加上安特生地位又高，说话有分量，中国现代考古又正处于萌芽时期，发掘的遗址很少，暂时没有发现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安特生的假想。于是，在那种“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西来说主导了当时国内外的学术界。

对于这种说法，不少中国学者不仅听着不舒服，心里也不愿相信。

一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说中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源于西方，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二是从学术角度而言，他们认为安特生仅凭中外彩陶图案、色彩、质地的简单对比就说中国古代文化是从西方传播而来，并不能令人信服。而且，有的学者发现，仰韶的陶器和西亚的陶器虽然外观看起来有相似之处，但仔细比较的话，工艺、色泽、打磨都存在差异，二者是否存在关联性还值得商榷。

三是安特生发现的仰韶遗物与发现于安阳的殷商遗物之间，的确存在缺环。仰韶典型的器物是彩陶，而殷商典型的器物是卜骨和青铜器，两者相差太大，根本挂不上钩。中国传承自殷商，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仰韶跟殷商接不上关系，那就是跟我们中华文明没有关系了，即使仰韶真的是西来的，也不能证明中国的文明就是西来的。

双方由此各执一词，谁也不服谁，因此，为了证明各自观点，安特生向西寻找彩陶传播的路径，中国学者则向东追寻殷商文明的源头。

后来是我们先找到了证据。我国第一位专业的考古学家梁思永1931年在河南安阳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仰韶彩陶文化层、龙山黑陶文化层和殷商文化层自下而上、由早到晚叠压在一起的现象，这就是有名的“后岗三叠层”。“后岗三叠层”的发现让人们知道了龙山黑陶文化和仰韶彩陶文化之间的先后关系。而且，黑陶文化是中国独有的，肯定是中国本土起源的。

青年时期的梁思永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黑陶文化层还发现了卜骨。殷商文化的典型器

“后岗三叠层”示意图

物之一正是卜骨。龙山黑陶文化的卜骨，尽管上面没有像殷墟的卜骨那样刻着甲骨文，但在钻孔、焚烧的工艺都是一样的，显示出其与殷商文化的直接联系，可以确定，它就是殷商文化早期的源头。

1982年河南出土的龙山文化卜骨

既然黑陶是中国特有的本土文化，它和殷商又有传承关系，那就直接证明了殷商也是本土文化，而非安特生等人认为的是从西亚传过来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终于被撼动了。

接着，在1945年月，考古学家夏鼐在西北考察的时候，他几乎重访了安特生当年到过的每一处遗址并再次进行考古发掘。终于，他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中，于未经扰动的墓葬填土里找到了数片仰韶文化的彩陶，这等于是找到了齐家文化年代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学证据，纠正了安特生对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排序的失误。如此一来，中国文化自西向东传播的路径就断裂了。

青年时期的夏鼐

梁思永和夏鼐的二连击彻底宣告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破产。

但是，这里还有个遗留问题，确认仰韶文化早于甘肃齐家文化，证明仰韶应该也是本土文化。但是，很明显，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之间由于代表性器物一个是彩陶一个是黑陶，有本质的区别，仰韶文化又早于龙山文化，因此，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肯定存在着一个缺环，只有把这个缺环补上，仰韶文化到底是不是本土文化，才能盖棺定论。

好在，1956-1957年对河南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的发掘成果很快补上了这个缺环。此次发掘所展现的庙底沟文化分为一期和二期，其中一期具有比较典型的仰韶文化特征；而更关键的是第二期，其器物体现了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演进过度的鲜明特征。以陶器为例，仰韶文化以彩陶为主，庙底沟二期文化却彩陶和黑陶兼有，而且无论器型还是陶器上的图案都开始逐渐接近龙山黑陶文化的特征，显然，它正处在彩陶和黑陶的过渡阶段。这就填补上了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缺失的环节，构成了一条文化传播链，也坐实了仰韶文化也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