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夏,兰州军区保卫处】“处长,前方来了封信——收件人程世才中将,对方自称‘贫道郭元亨’。”值班参谋推门而入,声音压低。信封外表极旧,墨迹却清晰,这一句“将军是否还记得贫道”扑面而来的年代感,把办公室空气都拉回到二十多年前的祁连山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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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世才拆开信纸,短短百余字,直陈三事:第一,希望证明自己确曾支援过红军;第二,无意讨要偿付;第三,只求一句还愿的承诺。“老道长还活着!”将军把信放在案头,神情难得柔和。许多人只知道他纵横沙场,却没听过榆林窟外那段饥寒交迫的春天。
时间回拨到1937年三月。祁连山北麓,残雪未融,西路军残部已在崇山峻岭间兜转四十余天。弹药缺、粮草断,行军靠嚼野草根。就在此时,万佛峡小道观的木门被轻叩。门前坐着的道长郭元亨抬头,三位胡子拉碴的青年用沙哑的腔调打招呼:“道长勿惊,乃中国工农红军。”陌生而真诚的口吻压住了他刚刚升腾的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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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里原本存粮不多,却被他倾囊拿出:两石四斗小麦、六斗黄米、二百斤面粉、二十只羊、两头老牛,还有一袋硝盐。临别时,程世才把一张借条塞到他手里,“早晚会有人来兑现。”郭元亨苦笑:“天下动荡,谁管这些纸头。”借条最终被塞进房梁上的箩筐里,谁也没想到,这张薄纸会招来一次劫难。
不到一周,马步康部下追杀而至,翻遍道观,最后在箩筐里摸出借条。当晚,鞭梢落下,皮肉开裂,火烙伤口,逼问象牙佛。关乎祖师与师傅性命的圣物,郭元亨咬牙不提。深夜,他被丢在山口,侥幸被樵夫救醒,只留下手肘一块焦黑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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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佛得以幸存。那尊通体象牙、螺髻庄严的小佛,被他藏进山腰石缝,一守就是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接收了它,连带给道长的,还有一个崭新的身份:宗教界进步人士。只是,关于当年救援红军的执念,他始终说不清,道理简单——借条丢了,战火中再没人能作证。
1960年秋,甘肃瓜州县畜牧站技术员宁瑞栋进山检疫,在榆林窟遇见这位独居老道。草屋里一盏暗油灯,两人闲谈,他忽问:“小宁,可听过程世才?”宁瑞栋被问住了:眼前这位须发半白的道士,竟与开国中将扯上了关联。几昼夜的相处,宁瑞栋把事情来龙去脉记下,可惜临走匆忙,没能写信代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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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县电影队队长胡琏进山放映纪录片,道长终于寻到纸笔,口述成文。信里没有长篇回忆,只有一句“请将军证实当年借粮救军之事,贫道无他求”。这封薄薄的纸,越过黄沙与戈壁,送到程世才手中。将军当即批复:“郭元亨先生于西路军最艰难时期慷慨援助,事实清楚,精神可贵。”
信复到安西县,县政府随即安排专人前往榆林窟。道长拱手谢过,只留一句:“吾愿已了,可放心守山。”此后,他被列为宗教工作重点保护对象,生活起居有了定额补助,偶尔下山参加座谈,却始终不愿搬离那片风蚀壁画和石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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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程世才在随后给甘肃省委的内部汇报中,专门提到“群众力量是革命之本”。老道和中将,这对跨越身份、信仰与职业的组合,被机关干部当作口口相传的范例:和平年代,也需敬畏那份雪中送炭的勇气。
1976年,郭元亨在榆林窟圆寂,终年八十岁。寺院檐下依然悬着一口旧铜钟,钟声穿过峡谷,回荡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程世才后来对随员感慨,道长那顿温热面汤,比千军万马更能解渴。军人记住了借粮之恩,道人完成了守护之责,荒凉的深山因此留下了一段不同凡响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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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看那封1961年的信,不过寥寥数笔,却让历史坐实。纸张或许泛黄,可情义从未褪色。战争让无数人走散,也让少数人,在尘埃落定后依旧相认——这,便是郭元亨和程世才共同写下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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