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26年：以才德治中华，以才德服天下！

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上，一位马车夫压低嗓门对儿子说：“瞧，那位穿中山装的周先生，马上就要管咱们这个家了！”簇拥在旗海与礼炮之间的普通人，并不知道这句话恰好点中了新中国政局的脉搏——总理的人选，已经尘埃落定。

毛泽东在当晚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全票通过，过程几乎没有波澜。这份从容背后，是延安时期数次“窑洞夜谈”打下的默契，也是西柏坡作出“进城以后交钥匙”的决定时，毛、周两人多年合作的延续。

如果把一国政务比作巨轮，船长与大副之间必须互信。早在抗日根据地最艰难的岁月，周恩来就因精准的统筹能力被誉为“永不泄水的机舱”。有意思的是，斯大林在1949年7月接见中共代表团时还调侃：“总理的问题，你们比克里姆林宫省心多了。”外人的认可，印证了党内的共识。

对周恩来而言，打天下与治天下完全是两道数学题。前一道是加减法，算的是敌我力量；后一道是高等方程，需要把960万平方公里、五十六个民族以及日益增多的口粮缺口统统纳入变量。秘密电报里，他写下八个字——“胜利负担，不可转嫁”。精炼，却透露了压力。

建国初期，国民党留下的旧币泛滥，通胀如野火。周恩来先盯金融，再抓粮棉，确保城市票证与乡村供给对接。有位老会计事后回忆：“总理盯账本，一盯就是通宵，油灯灭了换蜡烛。”数字枯燥，但数字背后是一座座城市能否亮灯。

统筹只是基础，协调才见功力。城乡、内外、公私、劳资、上下、统战六大关系，他用一句通俗话概括：“绳子打结，先找线头。”政策安排由此展开——对资本家采取公私合营，对民族地区采取自治，对民主党派安排顾问席位，既卸天雷，也留人心。

1953年开始实施的粮食统购统销，是他亲自拍板的政策。一份内部批示写道：“宁听一时骂声，不留长远饥声。”粮价稳定后，工矿恢复速度超出预期。周恩来随即提出“工农业并进”的口号，在重工业建设与农村水利之间来回调度资源，保证了“吃饭工程”和“打铁工程”同步。

三年困难时期，他几乎把办公室搬进了粮食部。仅1960年8月那个月，他就主持了七次全国粮食调度会。为了迅速分流城镇过剩人口，他和陈云敲定“精简回乡”方案，两年时间2300万人返乡。有人质疑“会不会乱？”，周恩来只回应一句：“群众懂大局。”事实证明，铁路没有混乱，乡间多了劳动力。

人口压力让他率先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1965年的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上，他提醒与会者：“婴儿哭声可爱，过多就成负担。”这句话后来被做成内部学习材料。不得不说，在那个年代敢把人口问题摆上桌面，需要胆识，更需要远见。

除了内政，周恩来还肩负着外交第一线。1954年日内瓦会议，他以“沉着微笑”赢得西方媒体尊重；1955年万隆会议，他提出的“求同存异”八字被26国代表鼓掌通过，直接奠定了不结盟运动的基调。一位非洲代表会后对记者说：“坐在他身旁，像坐在一座灯塔下。”

进入七十年代，国内风浪骤起。周恩来在疾风骤雨中竭力维持政府运转，保护科技人员、文教骨干的事例不胜枚举。科学院某位院士事后感慨：“要不是总理多次拍板，我们那批资料早被当废纸烧了。”这种定力，彰显了他“把国家放在第一序”的底线认知。

26年总理任期，世界史罕见。并非没有替补，而是人民心里选了最合适的人。清明节十里长街、雨伞如海的那一天，无须动员，无须标语。感情自发，理由简单：周恩来把人民的日子当作头等大事，人民自然把他的位置摆在心尖。

治大国若烹小鲜，他却常以“伙夫”自称。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辛苦，他笑道：“锅里香，碗里才香嘛。”一句俚语，道出治国逻辑——务实、周全、不居功。

周恩来留给后人的，不只是外交舞台上那把随身折扇，也不只是午夜灯下那支用到只剩半截的铅笔，更是一种把国家事务当作责任、把人民冷暖当作尺度的长期主义。只要中华大地仍需耕耘，这份才德就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