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地方志视域下蜀道翠云廊“和合”文化探析‖张忠仁

地方志视域下

蜀道翠云廊“和合”文化探析

张忠仁

摘要:蜀道翠云廊以千年古柏群落与交通功能为核心载体,蕴含深厚的“和合”文化。本文基于地方志文献,融合历史地理学、文化人类学视角,梳理其历史脉络,剖析“和合”文化的思想根源与具体表征,并针对当代传承困境提出保护与活化策略。研究表明,翠云廊“和合”文化是儒家“和为贵”、道家“道法自然”、佛教“因缘和合”与民间信仰融合的产物——明代知州李璧大规模补植古柏,既体现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又契合道家顺应自然的智慧,而民众对古柏的崇拜信仰与佛教“慈悲为怀”精神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这一文化的形成。其传承对当代生态保护与文化认同构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蜀道翠云廊;和合文化;地方志;文化传承;生态保护

翠云廊(四川省文物局 供图)

蜀道翠云廊位于金牛蜀道核心段,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剑州古城为中心,北起昭化古城,南抵阆中古城,西达绵阳梓潼大庙山,绵延三百余里(约151公里),现存古柏逾两万株。作为古代蜀地与中原之间交通往来的关键通道,其不仅承担着物质流通与政令传递的功能,更在长期历史演进中成为区域文化交流与民族互动的重要纽带。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自秦汉以降持续记载翠云廊之地理形胜、植柏护柏制度、驿道功能及人文活动,内容涵盖自然生态、交通体系、社会治理与文化认同等多个维度,为深入解析其“和合”文化内涵提供了系统而权威的文献依据。清代剑州知州乔钵所作《翠云廊》诗云:“两行古柏种何人?三百长程十万树”①,既首次确立“翠云廊”之名,亦深刻揭示了人、树、道三者共生共荣的文化特质。本文以地方志文献为基础,辅以实地考察与多学科理论视角,系统探讨翠云廊“和合”文化的生成机制及其当代价值,冀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历史空间重构提供学理支撑。

一、蜀道翠云廊的历史生成与方志记载

蜀道翠云廊的历史演进轨迹,在《四川通志》《保宁府志》《剑州志》《昭化县志》等历代地方志中得以系统呈现。此类文献不仅详载其地理环境、植被营造与交通功能,更记录了从秦汉驰道雏形到明清古柏成廊的制度化建设过程,构成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展现出自然地理与人文治理协同作用下的文化遗产生成逻辑。

(一)地理基础与交通功能的耦合

翠云廊所在区域地处秦岭、大巴山与龙门山脉交汇过渡带,地势起伏显著,山岭连绵,金牛古道穿行其间,形成连接川陕的咽喉要道。该区域广泛分布石灰岩与砂岩风化形成的疏松土壤,利于古柏深根系发育;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条件下,年均降水量800—1200毫米,年均气温15—17℃,温湿适中,极宜柏树缓慢而稳健生长,为其千年存续提供了生态基础。地理环境与交通需求的高度耦合,使此段蜀道自先秦以来即成为“北通秦晋,南接吴楚”的战略通道。

地方志对此有明确记述:“金牛古道自秦以降,为蜀地贡赋、政令、军情传递之要途”②,表明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唐代驿传制度完善后,沿线设剑门驿、昭化驿等驿站,“凡驿马,日行六驿,驿三十里”③,凸显其在中央与地方信息联通中的关键作用。政治管控与经济交流的双重驱动,促使道路维护与植被建设同步推进,奠定了“树道共生”的制度前提。

(二)植柏护柏传统的历史演进

翠云廊古柏群的形成,是人类主动干预自然、实现生态治理与文化建构相结合的典范,其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秦汉时期为萌芽阶段。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驰道制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治驰道于天下。”④其中官道两侧植木以固路基、遮风蔽日,开中国古代官道植树之先河。古柏作为耐旱耐瘠之树种,被广泛用于蜀道沿线,成为翠云廊植被体系的初始形态。

唐宋时期进入规范阶段。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颁敕:“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斫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⑤,首次以政令形式确立道路绿化保护制度,反映出对交通生态可持续性的制度关注。

明代为成形阶段。据《剑州志》记载,明嘉靖年间知州李璧主持修缮蜀道,并大规模补植柏树,初步形成“三百长程十万树”的规模。尤为关键的是,自李璧始,确立“官民相禁剪伐”⑥与“交树交印”制度。《剑阁县志》载:“凡州官卸职,必清点古柏数目,移交后任”⑦,实现了古柏管理的制度化与责任化。

清代至民国则进入精细化管理阶段。“清乾隆年间,古柏即挂牌保护,不准侵伐。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对翠云廊多次发布保护训令”⑧,管理体系日趋严密。

方志对此过程记载翔实且具连续性。《剑阁县续志》称“李公手植柏树十万株”⑨,《保宁府志》记为“十二万余株”,数量变化反映补植与管护并重的实践传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学者俞陛云过境记述:“知州方德堃以木牌悬柏上,标着其数,余谨行至剑州已五千余株,合计数当逾万”⑩,进一步佐证了古柏登记制度的实际运行。

(三)地方志记载的特征与史料价值

地方志对翠云廊的记述具备三重特征:

1.连续性,自秦汉至近现代,历代方志形成完整谱系,构成纵向可考的历史链条。

2.多元性,内容涵盖自然生态(如古柏数量、树龄分布)、人文活动(如五丁开山、姜维守险等传说)、文学题咏(历代诗文碑刻)等多重维度,体现自然与人文的深度融合。

3.地方性,突出地域社会认知与行为规范,如《剑阁县志》载:“甚至还有的把小孩寄拜于桥梁、大树和庙宇或神像等”(11),揭示古柏已融入民间信仰体系,成为地方社会秩序的象征。

其史料价值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

1.为交通史研究提供实证资料,清晰展现金牛道在国家交通网络中的地位及其功能演变。

2.为环境史与生态治理研究提供长时段数据支持,通过古柏存续状况可反演区域生态环境变迁及人类干预模式。

3.为文化记忆与认同研究提供文本载体,诗词、传说等非物质内容构成“和合”文化的重要表达形式;第四,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提供历史依据,方志所载典故、制度与空间信息,可资当代文化空间重构与活化利用。

综上,地方志不仅记录了翠云廊的物理存在,更承载了其作为文化生态复合体的历史深度与社会意义,为理解中国古代道路文明中“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物我相谐”的“和合”理念提供了典型样本。

翠云廊张飞柏(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二、蜀道翠云廊“和合”文化的思想渊源

蜀道翠云廊所承载的“和合”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之中,是儒家伦理、道家哲思、佛教理念与民间信仰在特定地理空间与历史进程中长期交融互构的产物。地方志文献的系统记载与历代民众的生态实践共同表明,地方志记载与历史实践共同印证,翠云廊“和合”文化并非单一思想流派的简单投射,而是多元理念在植柏护柏、人际互动、生态共生中的融合实践。

(一)儒家“和为贵”的伦理实践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建构的核心范式,其“贵和”理念在翠云廊文化生态中展现出深厚的实践意涵。《礼记·中庸》有言:“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2)儒家强调“和为贵”,主张通过礼制规范与道德教化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有序。这一价值取向在翠云廊沿线社群中体现为长期稳定的互助协作机制。历史文献显示,自秦汉以降,蜀道修筑与维护多赖沿线居民的集体参与,形成“民自为役”“共治共护”的传统。在古柏种植与管护过程中,邻里之间分工协作,遵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3)的伦理原则,构建起以家族为基点、以村落为单元的互助网络,体现出儒家“亲亲而仁民”的社会理想。

更为深远的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式价值序列在翠云廊实践中得以具象化。植柏护柏不仅是一项生态行为,更被赋予道德传承的意义。家族通过口传心授将护树习俗代代相承,使个体德行修养与家族责任意识深度融合,形成稳定的文化惯习。此种实践逻辑契合儒家“正心诚意”以达“天下大同”的伦理路径。同时,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此亦得彰显。翠云廊“植树表道、以树计里”的制度设计,既满足交通标识与驿道管理的功能需求,又通过大规模人工植绿实现对自然环境的主动调适与生态修复,体现出人与自然协同演进的治理智慧,反映了儒家“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伦理观。

(二)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哲学

道家思想以“自然无为”为核心,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4)(《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强调人类活动应顺应天地运行之律。翠云廊古柏群历经千年沧桑,仍保持旺盛生命力,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景观的自然野趣,正是道家生态智慧的现实映照。在古柏种植与养护过程中,历代管理者多采取“因势利导、少扰其性”的策略,避免过度人工干预,允许古柏依地形、水文、气候等自然条件自由生长,形成疏密有致、错落参差的林相格局。此种治理模式,实质上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治理哲学——通过克制人为干预,实现生态系统的自我调适与动态平衡。

此外,道家“阴阳和合”“五行相生”的宇宙观亦在翠云廊生态体系中得以体现。古柏与山体、溪流、气候等要素构成有机整体,彼此依存、相互制约。如柏树根系固土护坡,减缓水土流失;林冠调节微气候,改善局部生态环境;落叶归根,滋养土壤,形成良性循环。这种生态协同机制,促使历代民众在道路开发与资源利用中保持节制,避免“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性开发,体现出对生态平衡的深刻认知与敬畏心理。道家思想在此不仅提供了一种哲学解释框架,更转化为具体的生态实践准则。

(三)佛教“因缘和合”的精神整合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逐步实现本土化转型,其“因缘和合”“缘起性空”的核心教义与中土“和合”思想产生深度共鸣。佛教认为,万法皆由因缘和合而生,无独立自性,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因果关联。这一观念在翠云廊文化生态中体现为对人、树、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系统性认知。古柏之存续,既依赖自然条件,亦仰仗历代民众的持续守护,其生命历程被视为自然之力与人文之功共同作用的结果,契合佛教“共业所感”的世界观。

翠云廊沿线所建志公寺、梁山寺、觉苑寺等宗教场所,不仅是僧侣修行与信众礼佛的空间载体,更承担着驿路驿站、庇护旅人、传播教化等社会功能。寺庙通过施茶、施药、供宿等慈善实践,践行“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菩萨精神,促进行旅者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善意互动,缓解旅途艰辛,增进社会温情。僧人与信众在日常宗教活动中传播因果报应、护生惜物等理念,潜移默化地强化了民众对古柏的尊重与保护意识。佛教“众生平等”“万物有灵”的观念,进一步提升了古柏的象征地位,使其超越普通林木,成为具有精神意义的“生命共同体”成员。

(四)民间信仰的“和合”底色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底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翠云廊“和合”文化提供了深厚的民俗基础与情感支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当地民众将古柏神格化,视其为具有灵性与护佑能力的“树神”。此类信仰形态虽未纳入正统宗教体系,却通过仪式、禁忌、口述传统等方式维系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神圣联结。剑阁地区盛行“拜古柏为干爹”之俗,凡幼童体弱多病,父母即以红绸书“寄拜古柏为父母,保佑儿孙寿元长”,系于树干,焚香祭拜。此举不仅体现对自然生命力的崇拜,更通过拟亲属关系的建构,将个体命运与古柏生命紧密绑定,形成情感依附与责任义务的双向机制。

此外,五丁开山、姜维守关等历史传说与神话叙事在民间广泛流传,被赋予道德教化与集体记忆功能。此类口传文本将自然景观与英雄人物、忠义精神相联结,赋予古柏群以历史厚重感与文化象征意义,使其成为“和合”理念的活态载体。民间信仰通过仪式化实践与象征系统,将生态保护内化为道德义务与神圣责任,有效弥补了制度性约束的不足,构成了“和合”文化可持续传承的深层动力机制。

蜀道翠云廊“和合”文化的思想渊源多元而深厚,儒家提供伦理秩序,道家贡献生态智慧,佛教注入精神维度,民间信仰夯实情感基础。四者在历史长河中相互渗透、彼此涵化,共同塑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超验世界和谐共处的文化范式,彰显了中国传统文明在生态治理与社会整合方面的高度智慧。

三、蜀道翠云廊“和合”文化的具体表征

蜀道翠云廊作为中国古代交通要道与生态人文交汇的典型区域,其文化特质深刻体现了“和合”思想的实践形态。所谓“和”,意在自然与人文之和谐、民族与社会之和睦;所谓“合”,则体现为多元文化之融合、区域发展之整合。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和而共生、合而共荣”的文化格局,贯穿于生态维护、民族交往、社会建构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成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理念的地域性表达。

(一)“和”文化的表征

1.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翠云廊古柏森森,绵延三百余里,实为古代人工生态营造的典范。自秦汉以降,历代于蜀道沿线植柏表道、以树计里,既具实用功能,亦体现对自然的尊重与顺应。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敕令:“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斫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15)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亦颁令:“诸系官山林,辄采伐者,杖八十。”(16)明代严禁官民剪伐道旁树木,清代更对古柏实施编号挂牌制度,实行属地管理。此类制度性保护措施,彰显出历代政权对生态资源的重视与制度化治理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剑阁县持续推进古柏保护。2009年实施国道108线翠云廊改线工程,将线路外移三百余米,实现古道与古柏的物理隔离;2012年下寺至普安段“下普快速通道”建设,进一步绕避核心保护区,有效降低交通扰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赓续“官员离任交接”古制,将古柏数量、生长状况纳入县乡党政主官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范畴,已实施县长离任交接2次、乡镇长交接20余次。通过“一树一档、一树一人、一树一策”的精细化管理机制,生态守护理念得以制度化传承。今日翠云廊,古柏参天,蝉噪林幽,生态景观与人文记忆交相辉映,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实证。

2.民族交融的和睦共兴。蜀道作为连接中原与西南的交通动脉,金牛道贯穿翠云廊,历来为民族迁徙、文化交流之要冲。自先秦至清,北南双向大规模人口流动频繁,促成了中原农耕文明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互动。经济层面,中原丝绸、铁器、食盐与西南马匹、药材、矿产互通有无,催生沿线集市与商贸节点;文化层面,儒家礼制、道家思想与西南民族音乐、舞蹈、工艺相互渗透,形成文化互鉴格局;社会层面,各族民众共同参与道路修筑、驿站维护,协作劳动中增进互信,构建起跨民族的社会共同体。此种长期互动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的互补发展,亦为边疆稳定与国家统一提供了社会基础,体现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民族关系理想。

3.社会秩序的和美与共。蜀道之通达,保障了人员与物资的有序流动,为区域社会稳定提供了物质前提。翠云廊沿线聚落依托交通之利,形成稳定的经济社会网络。其文化功能亦不容忽视:古柏群落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承载着历代行旅、官吏、商贾的集体记忆,通过诗词题咏、碑刻铭文等形式强化地方认同。李白《蜀道难》、杜甫《石柜阁》等诗篇,既抒写山川险峻,亦寄托家国情怀,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当代地方通过举办诗歌朗诵、摄影展览、民俗展演等活动,激活文化记忆,增强社区凝聚力。政府通过立法保护、治安管理、生态监管等手段,构建制度化治理体系,保障文化遗产安全与社会秩序稳定,实现文化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

(二)“合”文化的表征

1.多元文化的融合共生。翠云廊地处文化交汇地带,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氐羌文化及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此交汇融合。金牛古道作为文化传播通道,推动中原礼制、文字、技术向西南传播,同时蜀地特有的艺术风格、宗教信仰亦反向输出。宗教层面,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均在此留下遗存。武连觉苑寺明代壁画内容丰富,兼具汉地佛教风格与地方元素,为研究明代宗教艺术提供珍贵实物;剑州鹤鸣山存北魏至唐道教造像,技艺精湛,形制独特,属四川地区罕见的早期道教石刻遗存。寺庙、道观依山就势,与古柏群落融为一体,构成“人文—自然”共生的文化景观。民间信仰方面,自然崇拜与历史人物崇拜并存,张飞“张飞柏”等传说广泛流传,反映出民间叙事对历史记忆的重构与神圣化。文学艺术上,白龙花灯、杨村傩戏吸收多民族艺术元素,形成兼具仪式性与审美性的表演传统,体现文化融合的深层机制。

2.区域经济的整合发展。翠云廊在历史上长期发挥区域经济整合功能。交通方面,金牛道作为国家驿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中原与西南之间的物资流通与市场联结。蜀地所产丝绸、茶叶、药材经此北运,中原铁器、盐、布帛南输,形成跨区域贸易网络,催生剑门关、武连驿等商业节点。农业技术交流亦频繁,中原麦作技术传入蜀地,蜀中水稻栽培法外传,推动生产力提升。当代以来,翠云廊依托其生态与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配套服务业,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联动与区域协同。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使历史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动能,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

3.民众协作的集体合力。翠云廊的延续,不仅依赖官方治理,更仰赖民间社会的集体参与。历代民众自发护柏、补植、巡守,形成“官督民护”的协作机制。清代已有“树主”制度,明确管护责任;当代则通过“古柏认养”“生态志愿者”等形式,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保护。这种基于地缘、血缘与文化认同的集体行动,体现了基层社会的组织能力与文化自觉,是“合”文化在社会实践层面的具体呈现。民众的持续参与,使翠云廊不仅作为物质遗产存在,更作为一种活态文化传统得以传承。

蜀道翠云廊的“和合”文化,既体现为自然与人文、民族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亦表现为文化、经济与社会力量的整合共生,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缩影。其历史经验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与区域协调发展,仍具重要启示意义。

四、蜀道翠云廊“和合”文化传承与活化策略

“和合共生,大道之行。”蜀道翠云廊所承载的“和合”文化,植根于千年古柏的生态实践与人文积淀,凝练为“天人和谐”的生态智慧与“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为让这一文化在当代焕发活力,需从保护、研究、传播与区域发展等维度,构建系统性传承策略,实现生态守护与文化延续的协同推进。

(一)强化系统性保护,筑牢生态与文化安全屏障

1.构建“天地一体”生态监测网络。在翠云廊古柏群重点区域布设土壤湿度、空气温湿度、光照强度等智能传感设备,实现数据实时采集与动态预警;融合高分卫星遥感与无人机航拍技术,开展周期性生态健康评估,形成“地面感知+空中监测”立体化保护格局,对古树生长异常、病虫害风险及时响应、精准干预。

2.实施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工程。对金牛古道遗存、古亭、碑刻等不可移动文物开展常态化巡查与科学修缮,坚持“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则;同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记录,系统采集“张飞植柏”“皇柏传说”等民间叙事,整理出版《翠云廊口述史辑录》,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构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协同保护机制。

3.严格管控周边建设活动。科学划定核心区、缓冲区与协调区三级保护范围,依法限制景区周边房地产开发与工业项目落地,设立不少于500米的生态缓冲带,防范“建设性破坏”。实行游客承载量动态调控机制,推行预约制与智慧导览系统,设置文明旅游提示标识,引导公众有序参与。广泛吸纳文化保护志愿者,推动形成政府主导、专业支撑、社会协同、全民共治的治理格局。

(二)深化研究阐释,夯实“和合”文化学术根基

1.系统整理地方文献资源。设立“翠云廊方志研究专项基金”,支持省内高校与地方史志机构联合攻关,全面搜集明清以来《保宁府志》《剑州志》《广元县志》中关于蜀道植柏、驿站管理、商旅往来等记载,编纂出版《翠云廊方志汇辑(校注本)》,厘清“官民共植、世代守护”的制度传统与“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文化逻辑,为“和合”文化研究提供坚实史料支撑。

2.开展深度田野调查。组织历史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多学科团队,深入翠云廊沿线乡镇,访谈老驿工、守柏人、民间艺人等关键知情人,系统采集口述史料与民俗实践案例,梳理“和合”理念在乡村治理、邻里关系、资源共管中的具体体现,形成具有地域典型性的案例研究报告,丰富“和合”文化的实践维度与理论内涵。

3.搭建高端学术交流平台。联合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高校,定期举办“大蜀道文化论坛”“和合文化与生态文明”学术研讨会,发布年度研究课题指南,推动翠云廊“和合”文化纳入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鼓励跨学科对话与成果出版,提升学术影响力,并促进研究成果向政策建议与保护实践的有效转化。

(三)创新传播路径,增强文化感染力与传播力

1.打造新媒体传播矩阵。在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平台设立专题栏目,策划推出“一棵古柏的千年对话”“我在翠云廊修古道”等系列短视频,运用AR技术还原古蜀道历史场景与植柏情境,增强内容的历史纵深感与沉浸体验,实现文化传播的“年轻化”“场景化”转型。

2.开发沉浸式文创产品。联合设计院校与文创企业,推出“柏影流年”系列文具、“金牛印记”主题饰品、“和合共生”环保手袋等特色产品,植入“古道长青”“仁政亲民”等文化符号,推动文化价值向市场价值的可持续转化,提升公众对“和合”理念的具象认知。

3.丰富文化体验场景。在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庆期间,举办“翠云廊古柏文化节”,开展古柏认养、祭祀祈福、非遗展演、蜀道诗会等活动,增强公众情感联结。深化“校地企”合作,开发中小学研学课程与企业团建项目,设计“走古道、悟和合”主题线路,将文化体验深度融入教育实践与组织建设,拓展传播广度与深度。

(四)融入区域发展,实现文化赋能与共同富裕

1.打造高品质文化旅游品牌。以“和合共生·蜀道之源”为主题,整合翠云廊、剑门关、昭化古城等区域文化资源,策划推出“蜀道和合文化之旅”精品线路,配套建设生态步道、观景平台、智慧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服务品质与游客体验。支持发展特色民宿与主题餐饮,培育“柏香腊肉”“古道豆花”等地域品牌,延伸文化产业链条,增强区域经济韧性。

2.激发文化经济活力。依托翠云廊优良生态本底,发展林下种植、生态养殖等绿色农业模式,注册“翠云柏韵”区域公用品牌,推动农产品文化赋值与品牌溢价。鼓励村民参与文创产品开发、导游讲解、节庆演出等文化服务,建立“文化传承—就业增收”联动机制,促进文化资源向民生福祉转化。

3.推动文化融入基层治理与教育体系。将“和合”理念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开展“和美村寨”“和谐邻里”评选活动,弘扬互助包容的乡风文明。推进“和合文化进校园”,编写《剑阁文化读本(小学版)》,组织学生开展古道研学、古柏写生、故事演讲等活动,厚植青少年的文化认同与生态伦理意识,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

蜀道翠云廊的“和合”文化是自然与人文共生、多元文明交融的产物,其核心是“天人和谐”的生态观与“多元一体”的发展观。地方志记载既印证了其历史脉络,也为当代传承提供了智慧源泉。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通过强化保护、创新传播、活化方志资源,这一文化将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增强文化认同提供重要支撑。

注释:

①清·李梅宾著 《剑州志》卷二十五,雍正五年刻本,第16页。

②清・鄂尔泰等修,靖道谟等纂,《四川通志》,雍正十三年(1735年)刻本。

③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诸卿下・司农卿》,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24页。

④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七,(元)胡三省音注,四库全书本,第12-13页。

⑤唐・苏冕撰,(宋)王溥续撰:《唐会要》卷八十六《道路》,四库全书本,第8页。

⑥剑阁县志编纂办,清·同治《剑州志》,四川省国营安县印刷厂,1984重印,卷五官师,第23页。

⑦剑阁县志编纂委员会,《剑阁县志》,巴蜀书社1992版,第864页。

⑧剑阁县志编纂委员会,《剑阁县志》,巴蜀书社1992版,第864页。

⑨剑阁县志编纂办,民国《剑阁县续志》,四川省国营安县印刷厂,1984重印,卷九艺文,第171页。

(10)清·俞陛云撰,《蜀輶诗记》卷上,铅印本,第36页。

(11)剑阁县志编纂委员会,《剑阁县志》,巴蜀书社1992版,第885页。

(12)战国·子思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三《中庸》,中华书局1980年版《十三经注疏》本,第1625页。

(13)战国・孟轲撰,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一上《梁惠王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十三经注疏》本,第2672页。

(14)春秋・老子撰,(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老子》,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64页。

(15)唐・苏冕撰,宋·王溥续撰:《唐会要》卷八十六《道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9页。

(16)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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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作者:张忠仁〔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务中心主任、县委办副主任(兼),四川省蜀道文化研究会理事、剑阁县蜀道文化联合会第三届副主席〕

供稿:剑阁县党史和地方志事务中心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