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信托：900年范氏义庄

文 | 李德林

“出为名相，处为名贤。”苏轼笔下的范仲淹“乐在人后，忧在人先。经天纬地，阙谥宜然。贤哉斯诣，轶后空前”。在苏州吴县，范氏义庄，南宋神童孙应时题名：“若吴范氏之有义庄也，然后能仁其族於无穷，非文正公新意欤？盖公平生所立不待称赞，此其一事已足为百世师矣。”如果说苏轼是敬仰范仲淹之品行，那么孙应时则成功预言了范氏义庄百世师表。

文武兼备的范仲淹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思想一直是士人节操的典范。而孙应时预言的范氏义庄真成了中国家族信托百世之师。1050年，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官后，在老家苏州吴县捐助1000多亩田产，设立范氏义庄，规定义庄田地的地租用于赡养同宗族的贫穷成员，为了义庄的薪火相传，范仲淹还订立义庄章程，对族人的生活进行规范。

范氏义庄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族信托计划。义庄在宗族社会是一种赡助族人的设施，范仲淹将其田地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可能范仲淹没想到，其设立的范氏义庄，其章程经过两任宰相的儿子完善后，竟然延续到1949年，整整900年，真正实现了神童孙应时预言的那样百世之师，成为今天家族信托效法之宗师。

范仲淹出身贫寒，以粥裹腹，做官后提出“厚农桑”、“减徭役”等改革方略，以期降低社会底层贫民负担。范氏义庄是范仲淹及其后人体恤族人，对族人保护的一种古老的信托计划，更是他在地方的“济贫政策”的小范围试验。范仲淹父子规定，以大量田地为财产基础建立义庄，田地由范氏子孙有能力者捐助，所有权移交给义庄，不再归任何特定人所有。

范氏义庄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田产、租金收益、捐赠等长期性资产积累，常设庄长、理事、会计等专职，他们负责资产保管、资金分配、借贷救助、教育扶持。以“善用、善养、善贷”为原则，实现义庄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贬值、腐败，对借贷对象进行评估、约束，以“仁”为本，实行低利息、还款宽松，避免“高利贷化”产生新的压迫，对救助对象形成依赖。

义庄的管理层用利息或收益救助困难者，对孤寡、贫困学子、灾后重建的家庭等特定人群优先照顾。尤其是遇到灾荒、饥荒、天灾或家庭突发困难时，义庄按照章程迅速投放资金，帮助受灾家庭度过难关。除了救助困难和低收入人群，义庄通过资助贫困学子、提供奖助金，支持地方兴办学校等形式，为地方社会长期发展培养人才，确保家族的长期兴旺发展。

范氏义庄作为家族信托计划，将所有权和管理权进行了剥离，义庄的所有权归范氏家族，而非范仲淹的嫡传子孙，那么怎么样才能确保范氏义庄的管理持续高效呢？范仲淹父子对家族信托制定的管理制度相当严格，设有专门的管理层负责义庄的经营管理，管理人有权处置义庄所有事务，任何人不得干扰管理人。但是，管理人的薪水领取由其工作的效率来决定。

管理人作为义庄的话事人，在发放工资之前，需要对范氏族人进行述职，由族人对其工作效率进行评价，族人有权告发管理人的不公正行为，由公众作出判断。田租作为义庄主要的资金来源，为了公正，章程规定族人不得租种义庄的田地，义庄也不买族人自有的田地。义庄对违反规矩的族人，有罚款、取消获得救济资格、送官等不同的处罚措施来监督受益族人。

范仲淹父子在范氏义庄设立之初，就形成了独立的决策机制和与之相配合的监督机制。为了防止有破坏义庄的行为发生，让范氏义庄长期合法地推行下去，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向皇帝宋英宗上奏，报告义庄设立的情况，在政府备案，请求政府对损害义庄利益的人按国法判处。皇帝批准了请求，诏令苏州地方官对义庄进行备案，给予保护，后世均以此为管理规范。

范仲淹父子设立的义庄经历了改朝换代，范氏义庄风雨如磐，后世范氏子孙不断规范、捐助，到清朝康雍乾时期，范氏义庄田地超过8000亩，到清末宣统年间，义庄的田地还有5300多亩。日本人占领苏州第二年的1938年，范氏义庄还创办了新式学校“私立崇范中学”，开义庄土地的新学之风。1989年，范仲淹诞辰一千周年之际，学校改名为“苏州市景范中学”。

无论是林语堂笔下的伟人范仲淹，还是两任宰相的范纯仁，他们对范氏义庄这个中国第一信托计划，其规章制度都是让现代企业家们难以想象的。范仲淹的嫡系子孙放弃了对义庄财产的所有权，田地、租金等所有权归整个范氏家族，规矩且由整个族人来修订。意味着范仲淹的子孙后代放弃了控股权，没想到这个由管理人来经营的义庄活了900年，真乃百世之师。

那么范氏义庄怎么样才能提高信托的效率，而不被后代糟蹋呢？范纯仁修订规则，规定不住在苏州的族人不给钱，意味着你想打着老祖宗的旗号，娶媳妇儿要资助、科举领取路费，死了领取丧葬费，对不起，不行。范仲淹是穷苦出身，奋发图强，为了避免有族人打着科举考试的旗号好吃懒做去旅游，规定领钱不进考场的，钱要退回来，反复考科举的资助减半。

范氏义庄能够900年屹立不倒，跟范仲淹的垂范有着密切关系。范仲淹小时候失去父亲，母亲改嫁，科考成功后改回范姓时，并不受族人的待见，而范仲淹在设立义庄时，不论亲疏，所有族人皆可按照规章制度享受义庄的救济。别说父亲的兄弟、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后代，就是出五服，父亲辈以上的第七代的远房亲戚都可以领钱，且义庄归远祖以下的族人所有。

家族信托从范仲淹在苏州实验开始，由宋一代在政府备案，类似家族信托计划的义庄超过70家，清末首富盛宣怀家族的愚斋义庄更是煊赫一时。为啥身为首富的愚斋义庄只存在了20年就不复存在了，而范氏义庄能够存在900年呢？以愚斋义庄为例，将其权益分给子孙，子孙能力决定了义庄的命运，盛宣怀在官场、商场纵横捭阖，其子孙却无力经营好义庄。

范氏义庄只给好处，不给权力，让家族信托计划一直保持财产独立、科学决策、民主监督，使义庄的财产不受侵害，管理积极高效，救济公正。义庄对抢夺、骗取不应得救济的族人给予的严厉处罚，使得义庄的财产不被少数受益人滥用，救济更为精准有效。范氏义庄从北宋到1949年的900年间，随着时代不断对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持续保持着生命力。

范仲淹设立的范氏义庄对现代企业家的家族财富传承提供了一个可资镜鉴的范本。

范仲淹在《义庄规矩》中明确资产权属、分配标准及管理者权责，形成类似现代信托契约的基础框架，现代的企业家族信托可借鉴这种“先定规矩后办事”的逻辑，通过信托法规，实现财产独立隔离，在条款中设置定向传承机制。还可以仿照范氏后裔的动态调整弹性机制，设置“信托利益变更条款”，允许委托人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时进行动态修改分配计划。

范氏义庄风险共担的制衡架构中，义庄设立“提管”与“族人监督”双重角色，避免权力集中。企业家族信托可以引入独立律所作为监察人，对信托文件合法性、受益人分配公平性进行第三方审查，形成“受托人+外部监察人”的双重保障体系。在资产保值增值方面，仿照范氏义庄，进行核心资产+流动性储备的模式，实现跨周期的长期持有和精细化管理。

家族信托计划传承的核心随着代际而不断变形，范氏义庄从血缘认同到“价值观章程化”，正在逐渐成为现代企业家信托的范本，有南方企业家在信托中设置“祭祀金”，要求受益人每年参与祭祖方可领取收益，将血缘认同转化为制度约束。明确子孙须参与家乡慈善活动，实现文化传承的量化管理。他们还设置了学历奖励的教育条款，避免 “富不过三代”。

范氏义庄将受益人限定在苏州，且对受益人在科考等方面进行章程化管理，避免了不肖子孙祸害家族利益。现代企业家信托计划中，对不祭祀祖先、不奉献家族，甚至不求进步者剔除信托计划收益范围，要求受益人提交年度成长报告，包括学业、事业、社会责任，旨在通过仪式化沟通传递价值观，并将这种“仪式化治理”上升为制度，进而强化家族凝聚力。

财富可以传承，更容易毁灭。

范氏义庄在遭遇战争等不可控的变故时，能在义庄的废墟上重建，得以传承900年，核心是范氏义庄将“制度理性”与“文化感性”进行了深度融合，通过刚性规则保障存续，通过柔性治理传递价值，通过社会参与实现超越。那么现代企业家们在设计家族信托计划时，如果只是将家族信托计划视为资产的保险箱，那么子孙的纷争终将难逃“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范仲淹在900多年前给现代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家族信托计划的范本，信托计划既要通过法律架构实现财富安全与代际传承，更要将其打造成“家族文明的操作系统”，通过信托计划塑造家族精神图腾，最终在制度韧性与文化温度的平衡中，实现财富与文明永续的双重目标，真正的传承是让财富成为滋养家族与社会的活水，而非凝固的化石。面对范仲淹创设的中国第一信托计划，也许，老百姓会说，那真是山头上看飞机，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