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早熄,他一个人靠政府津贴窝在养老院里翻旧报纸。曾经的周伯通,如今无人问津,只剩医生按点发药,他按点叹气。他想起昔日粉丝塞进后台的方糖,如今却被护士提醒要控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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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他在片场摔倒,电话簿翻了一圈,儿女、情人、昔日兄弟无人接听,那一瞬他才真切感到“报应”二字的重量。当年媒体曾为他追车,如今只剩吊瓶陪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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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拨回七十年代,他仍是佳艺电视里跑龙套的小伙,月薪不足八百。对着播音员莫佩雯,他举手发誓:红了就让你当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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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她有主持节目、有追求者,却甘愿挂上围裙。婚后,她辞职、生了四个孩子,早上给丈夫熨衬衣,夜里给孩子缝玩偶,一天只剩三小时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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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来得很快。1983年《射雕英雄传》播出,秦煌靠疯癫又可爱的周伯通爆红,从片酬三千跳到三十万,他却开始把钱包锁得死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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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账本格外寒酸:孩子想买课外书,他说图书馆免费;妻子想添一件冬衣,他嫌浪费。谁也没想到,他把攒下的巨款悄悄转给了家中的年轻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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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小他三十岁,听话、会撒娇。他替她和前夫的孩子在内地买房,自己女儿提出留学,他只回一句“读那么多书没用”,冰冷得像银行的自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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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羞耻、无力三把刀同时落在莫佩雯身上。她又怕孩子没有父亲,又怕外界笑话,于是把恨意往肚里咽,结果换来抑郁与癌症双重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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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她在人群看不见的角落走完人生。遗照前,四个孩子没有哭声,他们只是用一份法律文件再三确认:以后不再与父亲有任何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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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煌发现自己被“拉黑”后,试图用钱弥补。他给大女儿签下四百万担保,结果对方拿了票据就远走澳洲,对他连句谢谢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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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再度摔伤住院,病房里只剩监护仪嘀嘀作响。他拨遍电话,得来的回答不是关机就是“我出差”,冷空气比点滴还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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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曾被捧在手心的情人,也只留下一句“车费太贵”。秦煌这才明白,自己砸进去的不是爱情,而是一场期限已到的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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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意气风发的侠客,如今成了三百斤的大胖子,连系鞋带都要护士帮忙。戏约断了,存款见底,镜子里的人他自己都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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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林伟看不下去,把他送进慈善医院,又联系义工,最终让他在一间公立养老院落脚。饭菜清淡,却至少有人递药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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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个家庭会被一个人的私欲摧毁?心理学上常说,优越感一旦缺乏边界,就会演化成掠夺;他既要舞台的掌声,也要在家里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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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只是放大镜。他对妻儿的吝啬并非穷,而是把亲情当成理所当然的廉价资源,对外人挥金如土,是为了换取随时能撤离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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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切割也并不轻松。他们在母亲的病床旁学会了什么叫冷漠,又在父亲的失落中学会了保护自己,原谅与复仇之间,他们选择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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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行业角度看,八十年代的香港娱乐圈来钱太快,大量新人一夜暴富,却没有制度帮他们补课“如何做丈夫和父亲”,秦煌只是失控样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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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同样暴红,却第一时间把片酬交给太太打理,或者干脆把父母接到身边。选择不同,结局成了教科书式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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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写到这里,人已无法重来。秦煌躺在养老院的单人床上,隔壁老头收到了孙子的语音祝福,他只能把耳机音量调到最大,假装那也是给自己的。
屏幕外的我们或许没有明星的光环,却可能握着同样的选择权:面对诱惑,是筑墙还是拆门?答案写在每一次回家吃饭的路上。
如果故事必须有结尾,那就写一句给后来人:别把承诺当台词,别把亲人当观众,否则台下的灯一灭,你连落幕的掌声都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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