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不会想到，自己视如己出的继女阿菊，连为她收尸的勇气都没有

有些恩情在时代的枪口下，终究没能抵过求生的恐惧。那位用一生践行信仰的女性，到死都没等到最该来的那双手。

1927年，22岁的朱枫（原名朱贻荫，学名朱谌之，朱枫是革命后的化名）嫁给奉天兵工厂技师陈绶卿时，对方已有四个孩子，6岁的小女儿陈志毅是最小的一个，也就是后来的阿菊，她后改名陈莲芳。没有血缘的母女，却在往后岁月里结下深缘。朱枫说服丈夫让从未进过学堂的阿菊姐妹上学，还帮她们通过三年级插班考试。1931年陈绶卿病逝，朱枫拿出私房钱给继子办婚礼，把丈夫留下的财产全分给四个继子女，自己和亲生儿女分文未取。阿菊16岁时，朱枫托关系送她去上海学无线电，还给了800大洋做生活费，这份养育之恩早已超越寻常母女。后来朱枫还为阿菊张罗婚事，让她嫁给了警务部门的王昌诚，1946年两人一同去了台湾。

1949年，已加入中共的朱枫在香港负责秘密交通工作，本准备回沪与家人团聚，却接到华东局赴台协助吴石传递情报的任务。恰好此时，远在台湾的阿菊来信邀她探亲，这成了最天然的掩护。朱枫虽挂念丈夫朱晓光和子女，还是在信中写道“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去做”，随后以朱谌之之名于11月27日登上赴台轮船，住进了阿菊家。她不知道，阿菊已是国民党保密局机要员，丈夫王昌诚时任保密局上校，两人都是特务，王昌诚后来化名王朴；而阿菊也不知她的真实身份是华东局派来的特派员 。

在台期间，朱枫按“两条线”原则单独联络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与吴石，先后见面7次，取回《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海防部署图》等重要情报，通过秘密交通线传回大陆，直接支持了解放军东南沿海的军事部署 。1950年1月，任务接近尾声，吴石授意副官聂曦安排她搭乘军用飞机撤往舟山，计划从舟山坐渔船回宁波老家。可1月29日蔡孝乾二次被捕后迅速叛变，供出了“秘密特派员朱枫”，特务从他身上的台币上查到了王朴家的电话，顺藤摸瓜锁定了朱枫 。2月18日，朱枫在舟山沈家门被国民党军警羁押，被捕时吞下金饰自杀未遂，在台北“宪兵司令部”医院抢救期间，遭到特务电刑逼供，却始终未吐露半句情报 。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30分，台北马场町刑场，朱枫身中7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后牺牲，年仅45岁。同天就义的还有吴石、陈宝仓、聂曦三位同志，史称“吴石情报组”四烈士 。吴石有部下收尸，其余两人也有家属认领，唯独朱枫的遗体无人过问，骨灰最初存放在台北第二殡仪馆，编号233，后因登记错误改为77，姓名还被误写为“朱湛文”，最终被归入无主骨灰区 。

没人知道，朱枫视如己出的阿菊其实没有完全沉默。1950年9月，阿菊写信给台北军法局请求领取骨灰，信里写着要让母亲“入土为安”，还意外得到了“准予具领”的批复。可档案里始终没有她的签收记录，那张空白领据成了历史谜团。后来人们才知道，当时台湾正处在白色恐怖高峰，军警四处抓人，阿菊丈夫王昌诚因朱枫案被停职审查，好不容易才恢复工作，全家都处在被追查的边缘。

阿菊终究没去领骨灰，反而和王昌诚改名换姓，举家迁往高雄躲避追查。多年后，朱枫内地的女儿朱晓枫找过来，她极力否认身份，甚至说“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她不是无情，是真的不敢——在那个年代，与“共谍”扯上关系，意味着全家可能被拖进监狱。2005年，台湾学者徐宗懋在高雄找到85岁的阿菊时，她仍坚称与朱枫无关，但私下透露枕下长期存放着一张朱枫抱着外孙的泛黄合影 。

朱枫的骨灰就此失踪六十载。1951年7月，朱晓枫收到陈毅、潘汉年签署的《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83年民政部正式为朱枫颁发烈士证书 。直到2009年12月，上海学者潘蓁在台北辛亥第二殡仪馆的政治受难者名册中发现“朱湛文”的名字，怀疑是登记错误的“朱谌之”。在台湾学者朱浤源的帮助下，2010年5月6日，终于在台北富德公墓的300余个无主骨灰坛中，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 。2010年12月9日，骨灰由台湾人士护送回大陆，2011年7月14日安葬于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 。而阿菊得知消息时已病重，只是叹了口气，终未露面。

有人骂阿菊凉薄，可在枪口抵着胸口的年代，普通人的勇气早被恐惧碾碎。朱枫用生命成全了信仰，阿菊用沉默保住了家庭。这道被时代撕开的亲情裂口，到底该怪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