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尽头的文化独白：瞿秋白狱中“多余的话”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从江西苏区撤退的途中，抵达福建汀州水口，被国民党钟邵葵团俘虏；26日，入上杭县监狱，国民党先后多次派人进行劝降，权限过程中，勒令瞿秋白写反省录，借着这生命最后的机会，瞿秋白先生在狱中写下人生中的绝笔《多余的话》，对这篇长篇作品，历来褒贬不一，有的人认为是“投降书”，有的认为，它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最后的深刻反思，对革命和自我的重新审订。

5月9日，被解往汀州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6月18日从容就义，时年36岁。

瞿秋白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

从这些任职情况看，瞿秋白此时已远离中共权力中枢，主要从事的是文教、宣传等相关工作，其实这种工作也为他在狱中写作《多余的话》做了一种客观上的准备。

因为要做文化教育工作，他不再那么积极去研究马列作品，而是重新回到自己曾熟悉的文艺园地，还原自我曾经期待的身份和职业定位，即做一个教员，或文艺创作者，或翻译等。

《多余的话》这部作品，含量很大，笔者今天不是对这部作品做全方位的评析，而是要探讨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所涉及的阅读情况回望。秋白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多次提到自己自求学，奔赴莫斯科，上海大学任职，到后来实际参加革命工作过程中各种学习和阅读的情况，笔者主要是考察这些对其若干思考。

在《“历史的误会”》这一节里，作者提到自己的家庭情况，母亲自杀之后，孑然一身北漂，本想考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没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向。作者声称：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专心于升官发财。

因其堂兄瞿纯白经济条件有限，无法自助瞿秋白膳食和相关费用，转而劝他参加普通文官考试，能早日入职，以解生活之压力，结果也没考上。又本着节约费用，去选择了一个不要学费而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学习（1917年）。就这样，瞿秋白开始学俄文了，只是当做一种谋职业的本事，但恰恰是这一种选择，对日后瞿秋白奔赴苏俄，做记者，从事无产阶级革命其到了关键性作用。

1918年，开始看了很多新杂志，受各种新知识的熏陶。对其后来革命的文艺人生观形成，日益产生着影响。

在五四运动期间，参加过一些早期，极短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能借助查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其注意力开始投注到文艺方面了，而政治上的各种主义、思潮，只是顺带涉猎，看看，并没有详细研究。

1920年初，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通讯记者，奔赴莫斯科采访，观察新俄，即便这次远行属于公干，但他仍存一点私心——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番。

到了莫斯科，除了应付报社日常的通讯写作之外，瞿秋白业余大量阅读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革命事迹，还请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从中不难看出，即使是专门为采访而写作俄国社会情况，瞿秋白附带的这些兴趣点进行发散，一是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二是全面了解和介绍各国情况。

对文学，文艺的爱好，写作，研究似乎一刻都没放弃。后来结集出版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几部散文集、通讯等，不只是俄国社会观感记录，也有作者的文化偏好和思考。

瞿秋白写到：我当时对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从这段记叙可以看出，瞿秋白当时的重心或职业的兴趣点仍在文学文艺领域，或对革命的认识还未彻底深入，因而怕加入革命阵营了就不得不放弃个人的兴趣爱好——从事文艺创作及相关活动。事实上，要专职从事文艺的话，是需要大量安静的独立自由的时间、空间来研读各种文艺作品，继而开展创作。显然，如果加入革命阵营的话，则一切需要付出组织安排，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1921年秋季，莫斯科东方大学开班中国班的时候，瞿秋白担任东大翻译和助教，因职务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写，而文艺范儿看得少了。这是当时的工作形式所逼，导致他的阅读遂有所偏重于革命进步书籍。

1923年夏天，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邀请瞿秋白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主任。那时候，他还在党内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这两类工作需要兼顾，自然也要阅读大量相关书籍才得以应付。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选举瞿秋白为中央委员，这时候，他只能完全从事政治工作了，而此时肺病复发，更没有多余时间精力从事他所爱好的文艺。因为回国前后这几年所担任与从事的革命工作，对他有所训练和激发，也开始对政治问题有相当兴趣，可无暇从事文艺了，故而有怅然若失之感。

在《脆弱的二元人物》这一节里，瞿秋白回忆自己出席政治会议的时候，多半“就事论事”，希望早点了结差事，因而没有那么坚决的去坚持一些意见，故而给人显得“软弱”，也行是书生本色的宽容，对革命阵营的明争暗斗，打打杀杀有所厌倦，但又不能贸然卸掉重担，勉强支撑着，嫌其麻烦，因而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未了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边土很逍遥吗？

在《我和马克思主义》这一节里，瞿秋白写到：我那时候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手是佛经、《大乘起信论》——知道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到俄国之前，固然已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以上种类的图书阅读，一是凸显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路子，经史子集读一点。二是有选择性的读一些佛经、哲学之类的，也可能是因为人生迷茫悲观，或想从精神上寻求的心的突破和出路。三是，读科学理论、文艺评论这些由外输入的新知，一半还是年轻人朝气所渴望的，一半可能也是当时的时髦。四是，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能是其阅读领域里一个小小的兴趣点，还不足以生发为他的主导思想或主要追求点。

在《“文人”》这一节里，瞿秋白写到：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清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是，自然而然地，我学着比较精细地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中国旧书对瞿秋白的影响。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能找到的，就读一读，纯粹是自然熏陶，谈不上完全对标科举考试，因而这种阅读加入了更多的兴趣和心智自由，对养成作者一种自由随意的性情也是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凡事不会刻意认真，较真。

另外，对比阅读也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观点深圳对立观点的书，都读一读，进行思辨，是真理不言自喻。

至于哪一种知识或专门知识体系能成为瞿秋白思想的主导，他自己也不甚了然，只能凸显在他当时或日后的实际工资，政治领导工作和文艺创作实绩上展现了。

……书是乱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兴趣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

瞿秋白承认自己书是“乱七八糟地看了一些”，一是谦虚之词，二是觉得自己思想比较驳杂，尚未完全专一于某一种，这也说明，因为完全开放式和自由阅读，作为读者个体则不会完全被一种思想给“专制”了，但也会导致一个不好的后果：即革命无法彻底，后退又于心不忍，产生了太多边前进边徘徊的场域。这种场域被他那些较为激进的同志定义为“右倾机会主义”或“投降主义”，他为此，也懒得辩护了。

《告别》一节里写到：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今译《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四十年》），屠格涅夫的《鲁定》（今译《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今译《安娜·卡列尼娜》），中国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这几本书，应该是瞿秋白人生最后阶段，第一感觉想到的书，或是他狱中时常念叨的书，大约也是这些书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或寄托了瞿秋白未尽的心声。

笔者诗对这些作品做一简要说明，结合瞿秋白的人生经历，试图还原一些东西。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苏联作家高尔基于1925至1936年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原计划描绘19世纪70年代至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历史全景，最终完成至1917年二月革命。全书共四卷，作为高尔基生前最后一部文学巨著，被纳入《高尔基文集》第20卷出版。小说以知识分子克里姆·萨姆金为核心，通过其求学、执业与政治投机经历，展现俄国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主人公从外省青年成长为革命旁观者，最终在二月革命集会中丧生，其市侩化特质与革命者库图佐夫形成鲜明对比。作品交织民粹派瓦解、马克思主义传播、1905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采用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结合的叙事手法，呈现近半个世纪俄国社会各阶层的思想交锋与生活图景。

克里姆·萨姆金不就是瞿秋白人生经历的某种投影么？或他们经历有某种巧合。高尔基将其写成了一部小说，瞿秋白与其说推荐这部优秀的作品，不如说给外界的读者再一次以此书表明自己的心迹——曾经的青春，革命，人生之路的选择，时代转折点知识分子的转型，或进步，或堕落等等，与当时中国何其相似，或许世人读了此书，不仅理解了当时的俄国，更能理解瞿秋白的选择和当时的中国。

《罗亭》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该小说以主人公罗亭与娜塔莉亚的爱情为主要线索，以各种人物的对话、观点、评价为辅助线索。该小说通过对拉松斯卡娅、皮加索夫以及罗亭后来相随的那个爱好科学的先生的描写，展示了19世纪40年代贵族地主保守、庸俗、无聊、反动的生活，同时，通过描写波克尔斯基和罗亭，使读者看到了19世纪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活动。

瞿秋白是横跨新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产儿。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合成人之子。一方面，他来自封建士大夫家庭，曾经的家庭教育和教养，不免带有一些古代士大夫的“贵族气”，但这种贵族气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纳入中国文化的河流，它实质上也渗透到每个开眼看世界的新旧知识分子的大脑里了。与其读罗亭，不如读中国版的罗亭——瞿秋白。

《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的第二部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成功塑造了安娜·卡列尼娜这一极富艺术美感的女性形象。安娜在越来越厌倦自己冷漠无趣、所谓精英人士的丈夫之时，与英俊的军官不期而遇，爱情火焰的腾腾升起不可避免。然而在舍弃家庭与婚姻、丈夫与孩子之后，安娜却发现自己所追求的“爱情”真相破败不堪。在源源不断的绝望和反复的挣扎之中，安娜走向来不可挽回的覆灭的结局。

托尔斯泰这部长篇小说后来还被改编为电影，除了文本阅读，通过影视题材的表现形式，我们更能窥伺俄国贵族群体的感情模式和婚姻制度。每个人在自己触角范围之内，试探着各种感情和能感知自己心灵律动的人，但感情的火苗激烈而短暂，冗长的又无趣，你要选择哪一种，哪一种都有遗憾。

感情的毁灭是不是一种人生的救赎，这种毁灭里意味着新生或放弃。比如瞿秋白的两端感情经历，原配王剑虹，感情热烈，相处短暂，为革命工作聚少离多，灯下的绯红变成了微光，以致熄灭；与杨之华的婚姻，也是贵族间谈判模式，不顾世俗的奔赴，但却因瞿秋白的就义，这种长相厮守的渴望戛然而止。

《动摇》是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928年，是《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的第二部。该作品创作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隐居上海景云里期间，以笔名“茅盾”首次发表。小说聚焦大革命时期湖北某县城的社会动荡，描绘了小资产阶级青年在革命斗争中的心理动摇与矛盾。朱自清曾评价《动摇》为“真能表现时代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茅盾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品之一。

为什么推荐这部《动摇》，有一个推测：瞿秋白青少年时期，大约是1916年期间，曾在湖北黄陂县生活过一年左右，当时是寄居在其堂兄瞿纯白家中。1916年，当时历史上一个转折点，“洪宪帝制”的闹剧也发生在那一年，幸亥革命才过去四年不到的时间，“共和”二字犹如一个舶来词汇，只是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阅读的书本之中，那时候瞿秋白是否有革命与革新的思想，只能说观望，好奇。

毕竟那时候的少年秋白才17岁，即为我们当下的一个高中生！

你让他去思考中国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有些强为所难了。之所以推荐这本书，大约是作为自己青春期迷茫和选择的时代背景一种文学上的交代和说明吧！

毕竟，一部文学作品的外延和内涵都是可无限延升的，因读者思考深度而言。

至于另外两部作品《阿Q正传》与《红楼梦》，大约就是一旧一新时代中国人性的深度剖析之作。准确说红楼梦中人是封建社会溃败之前的群像图；而阿Q及其周围群体，则是新旧交替时，中国人民族性的一种剧烈冲突与变迁下的挤压，也可以说是几千年封建人格比压迫后，扭曲的表达——

为什么有这么多阿Q，想一想，就知道中国革命有多么艰辛，曲折。改造这个社会及国民性格，都是仍重道远，非一朝一夕之功。

狱外诸君，这最后推荐的几本书，大约才是瞿秋白最后的心声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