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湖北大盗，比斯坦因伯希和更早的窃贼！敦煌国宝流失该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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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 年 6 月 22 日），随着敦煌莫高窟 “藏经洞” 这一被誉为二十世纪初中国考古四大发现之一的神秘所在偶然被揭开面纱，藏经洞文物外流的悲剧也自此拉开帷幕。

据《重修敦煌县志》记载，藏经洞发现之时，“洞中经卷层层垛积，当时便即刻报知地方官。时任县令汪宗翰率领文武官绅，大略翻阅一番，估计佛经约有二万余卷。然而，当时众人并未对这些文物予以足够重视，有人顺手携回一两卷，也有人空手而归。”

“提及敦煌卷子最初的流传轨迹，世人通常认为始于斯坦因的大肆搜购，实则在他抵达敦煌之前，这些卷子便已开始零星地散落于世。

最早获藏这些经卷与画旌之人，有叶昌炽、汪栗庵、恒介眉、张又履、张筱珊等。” 这些最早接触到藏经洞经卷和画旌的，皆是当时于甘肃任职的地方官员，特别是曾在敦煌担任知县近四年之久的汪栗庵，即汪宗翰成为获取藏经洞文物数量最为可观的人物之一。并且，鉴于藏经洞发现之初，一系列处置不当的行为以及敷衍了事的封存举措，致使洞内大量文物流失海外，汪宗翰着实难辞其咎。

一受叶昌炽之托搜集敦煌县内碑拓简牍等古物

汪宗翰，原名汪耀祖，“翰” 亦作 “瀚”，字栗庵，乃湖北武昌府通山县人士。光绪己卯年（1879 年），他高中举人，庚寅年（1890 年）恩科会试中，荣登二甲第一百二十四名进士。考中进士后，汪宗翰先是承蒙钦点，被签分至吏部任主事，1893 年获授侍中之职，1896 年调往甘肃镇原，出任知县。自此，他便在甘肃官场扎根，先后担任镇原县令、华亭县令，还曾主管甘肃行省乡试内帘考官。

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农历 3 月，他改任敦煌县令。

出身进士的汪宗翰，其文化素养毋庸置疑。更为难得的是，他不仅擅长诗文创作，对金石学颇有研究，还精通书法艺术。斯坦因在著作中提及汪宗翰时，也总是以 “有学者之风的” 或 “博学的” 等形容词来描述他，足见汪宗翰学识之渊博。早在身处京城之际，甘肃学政叶昌炽便已获敦煌县内石碑拓片，便托汪宗翰帮忙搜求敦煌辖境内的各类碑拓。

二汪宗翰敦煌文物收藏品来源

汪宗翰和王圆禄同为湖北同乡，这层关系使得两人沟通更为顺畅。所以，王圆禄很快就将藏经洞发现之事告知汪宗翰，并频繁地向他选送藏经洞文物，数量必定不在少数。王道士虽读书不多，但面对如此众多的古代经本与画卷，自然知晓其价值不菲。他时常拿出一些书法精妙的佛经写卷与精美的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以及过往的官僚士大夫，以换取些许功德钱。

如此一来，敦煌当地诸多官绅手中或多或少都藏有藏经洞文物。

汪宗翰于 1902 年四月才上任，，王圆禄在 1902 年肯定向汪宗翰报告过藏经洞之事。另一次则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 年），汪宗翰负责检点藏经洞时趁机 “顺手牵羊”。借着检点藏经洞文物的契机，以 “迎归署中供养” 为名，汪宗翰又获取了数量可观的藏经洞藏品。

三汪宗翰手中藏经洞文物知多少

徐珂所著《清稗类钞》记录：“壬寅，许伯阮游敦煌，得唐人手书藏经五卷，出而语人曰：‘石屋分内外，内屋因山而筑，有六十六穴，穴藏经四五卷，别无他物。外屋石床一，左铺羊毛毡，尚完好，右铺线毡，已成灰。床下僧履一双，色深黄，白口，如新造者。中一几甚大，金佛一尊，重约三百两。金香炉大小各一，大者重百余两，小者二三十两。大石椅一，铺极厚棕垫。县令某携佛炉而去，又取经二百余卷。后为大吏所知，遣员至敦煌，再启石壁，尽取经卷而去。闻县令取佛炉，悉熔为金条，以致唐代造像美术，未得流行于世，惜哉！’”

《清稗类钞》中提到的许宝荃，字伯阮，时任陕甘总督崧蕃幕僚。1902 年（壬寅年）他游历敦煌，亲眼目睹 “县令某携佛炉而去，又取经二百余卷”，这里的 “某县令” 指的就是汪宗翰，许伯阮自己也获赠唐人手书藏经五卷。

《唐画大士像》（参考《张大千初唐大士像》）绢画上汪宗翰的题识 “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宋初石室所匿唐画大士像光绪卅年四月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毕迎归署中供养信士敦煌知县汪宗翰谨记”，汪宗翰检点藏经洞的时间为公历 1904 年 5 月 15 日。

汪宗翰到敦煌上任后，“欲通过叶昌炽改善自己‘悒悒不得志’的处境 ——‘调省’任事”。卫聚贤指出：“叶昌炽（苏州人，于民国二十五年左右病故）于光绪二十八年为甘肃学台，对于古物亦好，托汪宗翰搜讨。汪宗翰以‘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象，写经卷子本、梵页本各二’送给叶昌炽了（见叶著语石卷一第二十九页）。”1902 - 1906 年叶昌炽任甘肃学政期间，恰是汪宗翰任敦煌知县之时。汪宗翰仅送给叶昌炽的千佛洞藏经洞出土文物，就有绢画《水陆道场图》《水月观音象》各 1 副，《大般涅槃经》4 卷，梵文写经 31 叶等。（见《敦煌隋人书大般涅槃经陆忠旧藏》）

在陕西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考察中，发现文物单位收藏有属于藏经洞早期流散部分的 21 种敦煌写经，据题识辨认，多数是徐锡祺在 1905 年 7 月 - 1906 年 5 月署任安肃道道台时，由时任敦煌知县汪宗翰赠送的精美长卷佛经。汪宗翰仅在敦煌知县任上，至少给各级官吏叶昌炽、陆季良、许宝荃、和尔赓额、徐锡祺等人送过藏经洞文物。

邰惠莉转引范耕球讲述自己收藏敦煌遗书的经过：1947 年春，在兰州城隍庙附近，范先生见一售卖敦煌写经之人，“问是真的吗？那人说：其祖父干过敦煌县长，说这是宝物，叫子孙珍藏。…… 共购卅多卷。那人现才说，姓汪，祖上湖北人。其它不说”。后来，范耕球所购敦煌写经，经冯国瑞、慕寿祺鉴定为敦煌写经，“出售经卷的汪姓年青人，自称是 1904 年任敦煌知县的汪宗翰的后人”。

四误报隐瞒，疏于管理，必须对早期藏经洞文物的大量外流负责

1、汪宗翰对藏经洞文物信息的误报与瞒报

1900 年藏经洞被发现，1903 年（癸卯）十一月十二日，汪宗翰报告叶昌炽 “唐人纸卷中，东同一流传特以震旦重遭劫火，消磨殆尽。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宜其尚有孑遗。闻此经出千佛洞石室中，室门镕铁灌之，终古不开。前数年，始发键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叶昌炽可能从汪宗翰书信中仅得知藏经洞内 “榻上供藏经数百卷”，且石室打开时 “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又见同僚 “恒介眉都统，张又履、张筱珊所得皆不少”，从而错误估计藏经洞内所余经卷不多。

再加上 “估计运费要五六千两，以运费无着，乃于光绪三十年三月下令敦煌县长汪宗翰‘检点经卷画像’乃为封存”，致使藏经洞文物错失一次运往省城兰州保存的绝佳时机。

甘肃省府要求检点藏经洞经卷的檄文下达至敦煌后，“时县令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绅，大致翻阅一过，约数佛经二万余卷”。汪宗翰根本未将此信息写信告知叶昌炽，叶昌炽一直被蒙在鼓里，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

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一书中 “（伯希和）亟往购得十巨箧，约居石室中全书三分之一，然所有四部各书及经卷之精好者，亦略尽矣” 。《敦煌英藏妙法莲华经第7常不轻菩萨品第20》即为伯希和盗走国宝之一！

后来斯坦因和王道士谈判时，王道士抱怨：“官府甚至没有对这批卷子如何处置作出任何安排”。藏经洞门口那扇简陋的木门以及铜锁，还是王道士后来自行安装的，而且，“锁的钥匙由王圆禄亲自掌管。直至 1907 年斯坦因到访，情况始终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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