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17）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甲级战犯于1956年全部被释放

1948年12月23日，凌晨0时35分刚过，第一生命大厦2楼占领军司令部涉外局的值班室里突然传出清脆的电话铃声。正躺在帆布床上小憩的值班军官霍金斯上尉和克兰茨中士像弹簧一样跳了起来，两人前一天19时就来到这里等候了。接完电话，霍金斯上尉迅速打印出了一份副本，来到走廊上，一脚踹开了隔壁新闻室的大门。他们前往现场采访的要求得不到批准，只好在这里干等。几分钟后，东条等7人被处决的重大新闻迅速被发往全世界。

凌晨2时05分，在两辆载有荷枪实弹美国宪兵的吉普车前后护卫下，一辆美军大型军用卡车冒着蒙蒙细雨冲出巢鸭监狱大门。卡车上的七具棺木里装载着东条等人的尸体。在美军第108军需处墓地登记小队驻地稍作停留，卡车于清晨7时40分驶入横滨市西区九保町久保山火葬场。这里被提前赶来的一队美军宪兵团团包围，闲杂人等都被清走了。按照美军的命令，火葬场内只留下负责火化作业的厂长飞田浩志、火夫长矶崎及两名火工共4人。清晨8时整，火葬场高高耸立的烟囱中冒出了缕缕青烟，至10时10分。火化结束。7名战犯的骨灰被装入一个黑色木盒中带走。负责骨灰处理的美军飞行员卢瑟·弗瑞森少校透露，“我驾机飞至横滨以东48km处的太平洋上空，向海中大范围抛撒了骨灰。”

当时在日本国内，为军国主义分子鸣冤叫屈、翻案招魂的右翼势力仍然存在，美国对此保持高度警惕。西博尔德这样解释美军的处理方式，“为了让战犯之墓或骨灰将来不被视为招魂之物，我们采取了向大海抛撒的方式。”美国人希望东条等人从物质上完全消失，不给那些心存不满者有任何“借灰还魂”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东条等人被执行死刑之后，一些印度宗教团体对未将遗体或骨灰交给被告家属一事提出抗议，无人理睬。

传言7名死刑犯的骨灰曾被偷走一点，不知真假，在此不提。

1948年12月23日上午，世界各大媒体在显要位置登载7名日本战犯遭到处决的重要新闻。根据麦克阿瑟提议，日本进行了全国性的祈祷活动。《朝日新闻》发表社论:“今天，所有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神道教及其他宗教团体，将为和平祈祷，度过一个庄严肃静的时刻。不管这7个人犯下何等罪孽，对于人这一族类来说，不得不执行这样的判决，是一个悲剧。我们不要让这场悲剧结束得毫无意义。对和平的祈祷，绝不能在片刻后就终止，而应该成为日本的一个里程碑——日本将从此开始践行其寻求世界永久和平的使命。

实际上，曾被当作甲级战犯嫌疑人关押在巢鸭监狱的人，远比后来受审的人多。美国人的最初说法是，一旦第一次展示性审判结束，这些嫌疑犯将会被依次起诉。不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大量发生。1948年以后国际形势波诡云谲，战胜国因“冷战”分崩离析。在欧洲，捷克斯洛伐克进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封锁了西柏林，共产党人强化了希腊的内战。而在东南亚，不断壮大的越南共产党逐渐接管反法殖民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荷属东印度呈现类似局面。在缅甸、菲律宾和马来亚，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暴动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在东亚大陆那个最古老的国度，东京审判正式宣判前两天，局势不断变化。美国对日政策逐渐由惩罚变为扶持，准备将日本建成西方在远东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随着时间推移，巢鸭监狱中被监禁的人被逐步释放。到1947年6月只剩下50人。到东京审判结束时，这一数字递减到19人。

就在东条等人被处决后的第二天，1948年12月24日，占领军法务部部长卡彭特上校正式宣布:“前甲级战犯嫌疑人，包括拘押在巢鸭监狱内的，或拘禁在自己住宅里的，以及目前未受审判的人，将全部从监禁中释放”。美国人给出的正式理由是“罪证不足，免于起诉。”

被一次性释放的这19人是安倍源基、安藤纪三郎、天羽英二、青木一男、后藤文夫、本多熊太郎、石源广一郎、岩村通世、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笹川良一、葛生能久、大川周明、须磨弥吉郎、多田骏、西尾寿造、高桥三吉、谷正之和寺岛健。这些人几年的监狱也没白蹲，出狱后“身价大增”，纷纷出版了回忆录。

东桥等7人被处决之后，被判终身监禁或有期徒刑的18个人中，只有5人服完了刑。梅津在审判后期被查出患有直肠癌，于1941年1月8日病死于狱中。第二个离世的人是白鸟，因喉癌于1949年6月3日在狱中去世。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的东乡，于1950年7月23日因心脏病病死在美国陆军第361医院。1950年11月3日，小矶因食道癌病死于巢鸭监狱。最后一个在服刑期内死亡的是平沼，于1952年8月22日因年老体衰死于庆应医院。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总算服完了刑。他们如果没病死，大概率在1954年至1956年被假释出狱。

第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是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的重光葵，于1950年11月获假释出狱。1951年，在出席华盛顿的一次联合国的活动时，重光专程前往拜会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告诉重光:“我一直相信你是无辜的，你的认罪书是个严重错误”。1954年12月10日，重光葵重返政坛，出任鸠山一郎内阁的副首相兼外务大臣，任内实现了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当年正是苏联人将他送上了法庭，以及加入联合国等重要工作，还在联合国大会上做了题为“日本将成为连结东西方的桥梁”的重要演说。重光后来出版的《昭和之动乱》上下两卷，受到了学术界一致赞赏。1957年6月27日，重光因突发心梗死于神奈川县家中，年70岁。

重光葵

其余被关押的战犯都未能服完刑。1954年至1956年，他们陆续获得假释出狱。最年轻的佐藤最后一个走出监狱时，是1956年3月31日。1958年4月7日，依然活着的10名战犯依据《战胜国协议》被赦免成为自由身。

像重光一样，贺屋出狱隐居一段时间后重新出山，担任了池田勇人内阁的法务大臣。在任内，他特别指示日本学者从法律的角度重新研究东京审判。除了重光和贺屋，大部分人出狱后选择半隐居生活，以健身或写回忆录度过余生。桥本活了67岁。大岛、荒木和岛田更是活过了90岁。

东京审判

1956年获假释出狱之后，铃木贞一在千叶县山武郡芝山町老家度过余生。附近居民按站前习惯称呼他“阁下”。1989年7月15日，铃木贞一老死，年101岁。

天皇裕仁没能熬过铃木，于1989年1月7日去世，终年88岁。铃木是唯一活到平成时代的甲级战犯，一个人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个年代。日本媒体评论说:“铃木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