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许卫红正在进行《广益丛报》修复。
初秋季节，四川大学图书馆附近正在进行道路维护，施工设备传来的嗡嗡声，在古籍修复室里听得十分清晰。古籍修复师许卫红，原本在储存修复纸张的柜子前摆了张椅子，谁知刚坐下，室外装修的声音便覆盖住她的轻声细语。
“我们上楼说吧，那边正好有个刚修好的陈列馆。”
许卫红今年49岁，在典籍陈列馆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入行17年，修书的时候，会找到“完全契合”的感觉。对于这份工作，除了享受，更多像形容成都这座城市一样，“来了就不想走。”
而立之年求学古籍修复
曾被“一根针”难倒
“刺啦”一声，多余的纸张顺着剪刀掉落。裁剪、制作纸捻、打孔、穿线……许卫红和团队刚修复完《广益丛报》，目前已经进入装订阶段。修复古籍的时候，许卫红动作如行云流水，眉眼间全是笃定。但17年前，她刚32岁，虽在图书馆工作，但对古籍修复一无所知。
在好奇、勇往直前的热情驱使下，许卫红报名了古籍修复师培训，内心除了激动，剩下的都是忐忑。“我三十多岁才入行，压力挺大的。”
“因为这是一门手上功夫，我平时就喜欢做手工，刻字、磨石头什么的。”许卫红说。2008年，她拿到了四川大学的培训资格，前往北京，开启为期三个月的培训。
在别人看来，枯坐在桌前的工作无趣且呆板，于许卫红而言，却是最大的乐趣。
学成归来的她，碰到的第一个难题，不是修复技术，而是装订古籍时使用的“一根针”。
古籍修复师使用的针，大多是锥针或缝衣针，用于在纸张扎眼定位、制作针锥和装订书册等。十多年前，难住许卫红的，正是像“缝衣针”这样琐碎且逐渐淡出日常生活的修复工具。
那时，古籍修复尚不如现在“红火”，装备采购渠道尚未打通。“买修复用纸可以问问北京的老师，但买针，实在开不了口，我不确定缝衣针可不可以用，就去路边摆摊的地方，一个个找来试。”
买回来的针当然能用，但和如今大家使用的专业修复装备相比，那根针，犹如那段历史：经费捉襟见肘，行业举步维艰。
古籍修复面临“断粮”窘境
“希望通过我们关注行业”
“那会儿买个蒸古籍的锅、做浆糊的和面机器、漏勺，得详细解释它们的用途。”许卫红笑着回忆最初购买设备的趣事，“大家都不了解，这些装备看起来就不像正经干活的。”
许卫红接受采访的地方，是四川大学典籍陈列馆。如今，8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全是古籍修复相关物件——展出的纸样、修复工具，以及古籍装帧形式的演变史陈列，便于来此研学的学生们了解“古籍医生”。而按照国家标准建设的标准书库，使得大量古籍在此得到妥善保存。而且，与学校内相关实验室的合作，也大大提升了古籍修复的效率。“像纸张检测，就可以寻求校内的纸张保护实验室帮助，他们的设备精准度很高。”
虽然已有人员和装备，但许卫红和同事们依旧面临着巨大的工作难题。
首先是大量破损程度较大的纸质文物。在工作中，他们遭遇修复难度最大的，当属馆藏古籍《景德传灯录》，这套入藏多年的古籍共有15册，约1920叶，全部粘连成砖，至今只有5册修完。
“不遇良工，宁存古物”，科学、规范、慎重对待修复对象，不仅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对文物最基本的尊重。如今，剩余的《景德传灯录》还在校内的标准书库内保存，“在我退休之前，一定会把它修完。”许卫红语气很坚定。
除了修复难度巨大的古籍，许卫红和其他“古籍医生”，还共同面临着另一个窘境：修复材料紧缺。
许卫红说：“刚入行的时候，图书馆只有5种修复用纸，现在已经有近300种纸张，但依旧不乐观。技艺可以通过学习提升，不过纸张买不到就是买不到，用一张少一张。”
古籍修复只是文物保护生态链上的一环，如果传统手工纸消失，等于是断了古籍修复的“粮食”。采访结束时，许卫红说，“希望大家能通过古籍修复，关注到古籍保护，甚至是这个生态链上的其他行业。这也是我们都在为之努力的事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叶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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