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老蒋视察马当要塞夸口能守一个月，最终只用两天就沦陷

1938年的夏天，长江边的马当要塞正被热浪包裹着。蒋介石站在要塞顶端，望着脚下蜿蜒的江水，笃定地对身边人说：“这处要塞，至少能挡住日本人一个月。”
在武汉会战前夕，这座被称作“东方马奇诺”的堡垒，确实承载着太多期待。毕竟这马当要塞是德国军事顾问亲自绘图设计的，数十万民工日夜不休地夯土筑墙，耗费的银元能堆满半座仓库。可谁也没料到，这座号称固若金汤的三级防御工事，短短四天就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

看似铜墙铁壁
更让人悲愤裂目的是，在日军刺刀都快捅到要塞门口时，马当要塞最高指挥官李韫珩还在宴会厅里举杯换盏。
好巧不巧，日军偷袭那天正是是他办的“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典礼，本该守在炮位上的军官们，正穿着笔挺的制服，在礼堂里搞大会餐，一线防守阵地只有最基层的士兵班长，日军偷袭之后根本没有有效的协调指挥。
马当占据地形优势，天生就是块守江的好料子。长江到了这儿，江面骤然缩成窄窄的一道，底下暗礁藏在湍流里，船稍不留意就会撞得粉碎。

为了阻挡日军，国民政府把压箱底的家当都投在了这儿。他们在江底沉了49艘旧船堵航道，水面下埋了一千六百多枚水雷，密密麻麻像撒了一地铁刺猬；两岸山上凿空了山体，掏出三层工事。
一级炮台藏在天然石窝里，炮口藏在灌木丛后，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二级炮台用青石砌了五十米长的弧形坑道，炮弹打完了，转身就能从石壁里的弹药库取；三级炮台上的重机枪，枪口齐刷刷对着江面，飞鸟都别想完整飞过去。
这边德国顾问还怕日军放毒气，特意在青砖穹顶的工事里留了隐蔽的通气孔，连滤毒装置都备齐了。
1938年6月，蒋介石来视察时，摸着冰凉的炮管笑出声：“有这工事在，日本人想过江？难！”

一个个草台班子
可堡垒再硬，也架不住人心发锈。李韫珩那会儿是十六军军长，手里握着三万守军，却总觉得打仗不如“办教育”重要。
6月13日，安庆都被日军占了，枪炮声顺着江风都能飘到马当，他倒好，突然拍板要办“抗日军政大学”，硬逼着上尉以上的军官全离开阵地来受训。
有人劝他：“日本人都快打过来了，哪有心思上课？”他眼一瞪：“就是要通过学习统一思想，才能打胜仗！”结业典礼定在6月24日，头天江防司令部打电话问香口那边的动静，他正忙着核对典礼流程，随口就说：“没事，友军在演习呢。”结果这“演习”的枪声，第二天就成了日军登陆的信号。

6月24日凌晨四点，天刚蒙蒙亮，长江水面还浮着层薄雾。日军波田支队的八千精兵，悄没声地在香口滩涂登了陆。
香山阵地上，士兵们正抱着枪打盹，抬头就看见穿黄军装的日军冲了过来。那会儿阵地上最大的官是个班长，连排长全去三十公里外的典礼现场了。没人发号施令，士兵们只能各自为战，防线十分钟就被撕开了口子。
此时的马当要塞里，只有海军陆战二大队的鲍长义没去赴宴。在发现日军的偷袭后，他带着五百多弟兄守在长山核心阵地，老旧的火炮打出去，竟也击沉了两艘日舰。
可血肉之躯扛不住炮弹和毒气，江面上的日舰炮轰不停，天上的飞机往下扔炸弹，后来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

弟兄们一个个倒下，伤亡超过七成，鲍长义急得直骂娘，打电话向指挥部求援，可这时候最高指挥官李韫珩喝得酩酊大醉，趴在桌子上打鼾，电话铃声响到哑了都没人接。
蒋介石在武汉听说马当告急，亲自下令让167师增援。师长薛蔚英接了命令，却鬼使神差非听李韫珩的建议，绕着山路走。北方来的士兵穿着草鞋，在南方的密林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蹚，活活迷路两天。
等他们终于摸到阵地附近，长山那边早就没了枪声，守军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完了。6月26日天刚亮，日军放了毒气，一个中队的士兵躺在工事里，口吐白沫，浑身抽搐，最后只有五个人连滚带爬地逃了出来。到正午时分，最后一座碉堡的门被日军用刺刀撬开，从日军登陆到要塞沦陷，满打满算才五十个小时。
谁的责任
马当失守，作为指挥官的李韫珩就受了个撤职处分，薛蔚英却被绑到了刑场。枪声响在武汉郊外时，没人提桂永清这位何应钦的侄女婿，同样临阵脱逃，却啥事儿没有。蒋介石用薛蔚英的血立威，真正把要塞拱手让人的李韫珩，倒成了漏网之鱼。
李韫珩整天琢磨着搞形式主义，薛蔚英打仗死板得像块石头，更荒唐的是大敌当前还要搞什么战前换防，结果53师刚把阵地交了一半，167师还没接稳，日军的炮弹就飞过来了。

士兵们在毒气里挣扎的时候，军官们还在帐篷里争论“走大路会不会中埋伏”，争到最后，援军在山里绕了个大圈，马当上的守军力竭而亡。看起来坚不可摧的马当要塞却被这样一个个荒唐的草台班子用了两天给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