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一些国家出现“药荒”，孙玉良：人民成为利益博弈的牺牲品

文｜孙玉良

药品短缺，这个本应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正在成为欧洲各国的噩梦。根据欧洲审计团的最新报告，2023年和2024年的药品短缺情况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涉及136种关键药物，包括抗生素、心脏病药物、抗凝药和解毒剂等。令人惊讶的是，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贫困国家，富裕的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家也在面临药品断货的困扰。看似高大上的欧洲，在药品短缺面前竟然如此脆弱。这背后隐藏的，不仅仅是供应链问题，更是全球化时代下“药物全球化”和“市场冷漠”交织的巨大漏洞。

法国和西班牙，曾是欧洲公共卫生领域的翘楚，如今却在抗抑郁药和抗生素的短缺上叫苦连天。法国的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报告称，心血管药物和神经系统药物的短缺已占据主要位置，而西班牙则在2024年面临糖尿病药物司美格鲁肽和儿童注意力缺陷药物的“断货潮”。这不禁让人感到困惑：欧洲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为什么会陷入如此“基本”的药品危机？

显然，药品短缺的原因并非单一因素，背后更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首先，药品生产的“亚洲依赖症”让欧洲暴露了脆弱的一面。无论是抗生素、抗抑郁药，还是糖尿病治疗药物，全球供应链几乎都依赖于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如果这些地区的生产出现问题，整个欧洲的药品供应就可能陷入困境。然而，很多欧洲国家并没有有效的备用方案，导致即便是在全球经济高度互联的今天，这些“基础”药品依旧面临断供的风险。

其次，对于小规模市场的忽视，尤为严重。立陶宛、保加利亚等中小型国家在这场药品短缺中首当其冲。立陶宛卫生部明确表示，“制药商可以自由决定在哪些国家注册药品，并可能因商业原因中断供应。”这些国家由于市场规模较小、利润吸引力有限，常常成为制药公司不愿意继续供应的“牺牲品”。为了缓解这一困境，立陶宛不得不允许进口境外包装药品，甚至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签署了疫苗联合采购协议。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国家依然面临着急需药物短缺的现实。

保加利亚的情况更加严重。多年来，这个国家一直面临药品短缺的困扰，而药品的“平行出口”现象更是加剧了问题。药品经销商将药品从保加利亚廉价购入，然后转手在其他西欧国家出售。由于利益驱动，保加利亚本土市场被严重“抽空”。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保加利亚政府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禁止胰岛素和儿童抗生素的出口，然而这种措施能持续多久，谁也无法预料。患者们只能跨境购买药物，甚至有不少人通过社交平台互换药品——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可能买到假药，健康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

那么，药品短缺究竟源于何处？除了外部供应链的不稳定，药品短缺的最大症结在于，市场冷漠和监管漏洞。以药品生产商为代表的制药行业，越来越多地在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运营。药品作为一种基本公共商品，它的生产和分配不应该仅仅依赖市场的供需关系，尤其是在涉及民众健康安全的问题上。然而，现实是，很多药品生产商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往往忽视了中小市场的需求，甚至在生产调度时，将利润率较低的药品供应削减或暂停。结果，普通民众——尤其是处于中小国家的民众，成了这些利益博弈的牺牲品。

更为棘手的是，各国政府的反应和协调能力也显得相当薄弱。尽管欧洲药品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但各国行政体系的分裂性往往导致无法形成有效应对。对于制药商的监管，各国政策执行的力度也参差不齐，这无疑加剧了药品供应的不稳定。即使面对不断增长的药品缺口，很多国家依然缺乏统一和高效的应对机制。如何突破这种行政上的割裂，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药品供应政策，成了摆在欧洲公共卫生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最令人不解的是，这种药品短缺问题，往往是最基本的药物——抗生素、降糖药、抗抑郁药和止痛药等，最先遭遇断货。这样的药品本应是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它们不应该被市场的波动所影响，更不该成为富裕国家民众健康的“奢侈品”。然而，现实却是，越是基础药物，越容易短缺。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博弈，将普通民众的基本药物推向了供应链的末端，而那些有钱的国家和有需求的群体，正面临着药品短缺的巨大压力。

今天，欧洲的药品短缺已经不再是某个地区的孤立事件，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卫生灾难。富裕的欧洲，居然也无法确保民众的基本医疗需求。药品的“全球化”供应链，不仅使得富裕国家变得脆弱，也让全球经济中最基本的公平性受到威胁。这场药品危机，似乎无意中揭示了全球化的背后一个深刻的矛盾：当市场化和利润最大化成为主导，公共卫生的基本保障就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当药品短缺成为全球常态，世界各国是否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来改变这一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