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微小说：晋升之路

孙志国的指尖在 “科长” 任命书的红印章上悬了三秒，忽然想起十年前刚进局里时，老科员王姐教他盖印的诀窍：“章要盖得正，就像做人，不能歪歪扭扭。” 那时的印章是铜制的，沉甸甸的，每次盖印都得用掌心使劲按下去，不像现在这枚橡胶印章，轻飘飘的，却能压得人喘不过气。

办公室的日光灯管发出 “嗡嗡” 的低鸣，孙志国把任命书放进抽屉最底层，那里还压着五年前的副科长任命书。两张纸的尺寸一模一样，只是今年的纸张更光滑些，红印章也更鲜艳，像刚凝固的血。

“孙科，张局让您去他办公室一趟。” 门口传来办事员小李的声音，带着刻意放轻的恭敬。孙志国起身时，椅腿在水磨石地面上划出刺耳的声响，这声音他听了十年，从最初的局促不安，到后来的习以为常，如今却像根细针，轻轻刺着耳膜。

张局长的办公室弥漫着龙井的清香，红木办公桌上摆着套紫砂茶具，壶身上的 “清廉” 二字被茶水浸得发亮。“志国啊，坐。” 张局长的手指在紫砂壶上摩挲着，“这次能拿下科长的位置，不容易吧？”

孙志国的后背渗出细密的汗珠。上周公示名单出来那天，他在地下车库堵到了分管人事的李副局长，手里拎着的茅台礼盒差点被保安当成可疑物品。李副局长当时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孙，我知道你爱人身体不好，这事儿我记着呢。” 晚风卷着车库的尾气灌进车窗，他握着方向盘的手一直在抖。

“全靠组织信任。” 孙志国端起茶杯，滚烫的茶水烫得他舌尖发麻，却不敢放下。张局长的目光落在他手腕上，那里还戴着块旧上海牌手表，是岳父去世前留给他的。去年单位组织体检，医生说他有中度脂肪肝，建议少喝酒，可每次陪领导应酬，他都得把酒杯斟得满满当当。

“城西棚户区改造项目，局里决定交给你负责。” 张局长推过来一份厚厚的卷宗，“这个项目关系到明年的绩效考核，你可得上点心。” 卷宗封面的 “绝密” 二字用红笔写着，像只睁着的眼睛。

孙志国的喉结滚动了两下。这个项目上个月还是前任科长负责的，据说因为拒绝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被调到了档案馆。那天他在走廊遇见前任科长，对方抱着纸箱的手在发抖，眼镜滑到鼻尖上也没顾得上推。

“我一定尽力。” 他把卷宗抱在怀里，纸张边缘硌得肋骨生疼。走出办公室时，正好撞见财务科的刘科长，对方脸上堆着笑：“孙科，晚上聚聚？我约了拆迁办的王主任。” 刘科长的金戒指在日光灯下闪着光，孙志国忽然想起他女儿出国留学的事，据说光是保证金就存了五十万。

回到办公室，小李正趴在桌上写着什么，见他进来慌忙站直：“孙科，这是您要的拆迁户名单。” 名单最上面的名字是赵老头，旁边用红笔标着 “钉子户”。孙志国的指尖划过那三个字，忽然想起上周在拆迁现场，赵老头举着的房产证被风刮得哗哗响，封皮上的红印章已经褪色成了浅粉色。

手机在抽屉里震动，是妻子发来的微信：“复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还得住院。” 孙志国盯着屏幕上的文字，忽然想起三年前妻子查出尿毒症那天，他正在酒桌上给李副局长挡酒，一杯接一杯地喝，直到趴在桌子底下还听见有人喊：“小孙真能喝！”

他摸出钱包，里面只有三张百元钞票和几张皱巴巴的零钱。上个月刚给妻子交了透析费，儿子的学费还欠着学校。抽屉深处藏着张银行卡，是上周开发商王总塞给他的，说 “项目启动资金”，密码是他的生日。那张卡现在还躺在抽屉里，像块烧红的烙铁。

“孙科，拆迁办的人来了。” 小李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三个穿黑夹克的男人走进来，为首的王主任掏出烟盒：“孙科，赵老头那边我帮你搞定，你看补偿协议能不能……” 烟盒里的中华烟露着金色的烟嘴，孙志国忽然想起父亲生前总抽的 “哈德门”，烟盒是软纸的，抽完一包能攒下不少空盒。

窗外的法桐树影晃了晃，孙志国的目光落在墙上的《廉政准则》上，第三条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被阳光照得格外清晰。他想起去年单位组织参观监狱，服刑人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第一次受贿时，以为只是拿了包烟。”

“协议按规定来。” 孙志国的声音比平时沉了些，“赵老头的事我去谈。” 王主任脸上的笑僵了僵，把烟盒塞回口袋时，金属拉链发出 “咔哒” 一声，像把锁锁上了什么。

下班后，孙志国没回家，直接去了棚户区。赵老头正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择菜，蔫了的菠菜在他手里慢慢舒展开。“赵大爷。” 孙志国蹲在他对面，“我看了您的材料，您儿子牺牲在抗洪一线，这事儿……”

赵老头的手顿了顿，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水光：“他临走前说，要让老百姓住上结实的房子。” 夕阳穿过破旧的窗棂，在老人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幅褪色的老照片。

孙志国忽然想起自己的父亲，那个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当官要像种麦子，扎根深了，才能抗住风雨。” 那时的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父亲的手粗糙得像砂纸，却比任何印章都有分量。

回到家时，妻子已经睡着了，床头柜上摆着药瓶和病历本。孙志国坐在床边，看着她苍白的脸，忽然发现她鬓角多了些白发。结婚时妻子总说他头发密，不像她，发际线越来越高。那时他们挤在三十平米的老房子里，冬天用煤炉取暖，烟囱总被冻住，每次点火都得呛半天。

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是张局长发来的短信：“明早八点，带上协议来我办公室。” 孙志国盯着那行字，忽然想起白天在棚户区看到的场景：赵老头家的墙上挂着他儿子的遗像，相框边缘已经掉漆，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军装，胸前的军功章闪着光。

第二天早上，孙志国在补偿协议上签了字，只是在金额那栏，他用红笔改了个数字 —— 比规定标准多了五万。张局长的眉头拧成个疙瘩：“你这是干什么？超标了谁负责？”

“我负责。” 孙志国把自己的工资卡放在桌上，“这五万从我的工资里扣，分五年扣清。” 晨光透过百叶窗照进来，在他脸上投下几道明暗交错的条纹，像极了父亲种的麦田，深浅不一，却透着股韧劲。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纪检委的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搜查证。王主任被两个工作人员架着，脸上的金戒指不见了，头发乱糟糟的。“是他！是孙志国让我多给拆迁户钱的！” 王主任的声音尖利得像指甲刮过玻璃。

孙志国看着桌上的红印章，忽然想起十年前王姐盖印时的样子，她总是先把印章在印泥里蘸三下，再轻轻吹口气，说：“这样盖出来的章才鲜亮。” 那时的印泥是朱砂做的，红艳艳的，像山坡上开得正盛的山丹丹花。

被带走时，他路过档案室，看见前任科长正在整理旧档案，阳光下的灰尘在他周围飞舞。对方抬起头，朝他笑了笑，眼里没有同情，只有种了然的平静。孙志国忽然觉得心里很敞亮，像雨后的天空，连空气都带着泥土的清香。

拘留所的探视日，妻子坐着轮椅来了，手里拎着个布包。“我给你带了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你爱吃的腌萝卜。” 妻子的声音有些沙哑，“儿子说等你出来，他请你吃肯德基。”

孙志国接过布包，指尖触到妻子冰凉的手。“拆迁款的事解决了，赵大爷搬去了新家。” 他看着妻子鬓角的白发，忽然想起他们刚结婚时，她总爱把头发盘起来，露出光洁的额头，像刚剥壳的鸡蛋。

“我知道。” 妻子从布包里掏出个小本子，“这是单位同事凑的钱，还有…… 张局长也来了，他说等你出去，还让你当科长。” 本子的封面上，用红笔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像儿子小时候的涂鸦。

孙志国翻开本子，第一页就是赵老头写的感谢信，字迹歪歪扭扭的，末尾盖着个鲜红的指印，像枚最郑重的印章。窗外的阳光照在指印上，红得发亮，像极了父亲种的麦子在秋天结出的饱满麦穗。

他忽然想起王姐说过的话：“章是死的，人是活的。” 原来最鲜红的印章，从来都不在任命书上，而在老百姓的心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