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国的指尖在 “科长” 任命书的红印章上悬了三秒,忽然想起十年前刚进局里时,老科员王姐教他盖印的诀窍:“章要盖得正,就像做人,不能歪歪扭扭。” 那时的印章是铜制的,沉甸甸的,每次盖印都得用掌心使劲按下去,不像现在这枚橡胶印章,轻飘飘的,却能压得人喘不过气。
办公室的日光灯管发出 “嗡嗡” 的低鸣,孙志国把任命书放进抽屉最底层,那里还压着五年前的副科长任命书。两张纸的尺寸一模一样,只是今年的纸张更光滑些,红印章也更鲜艳,像刚凝固的血。
“孙科,张局让您去他办公室一趟。” 门口传来办事员小李的声音,带着刻意放轻的恭敬。孙志国起身时,椅腿在水磨石地面上划出刺耳的声响,这声音他听了十年,从最初的局促不安,到后来的习以为常,如今却像根细针,轻轻刺着耳膜。
张局长的办公室弥漫着龙井的清香,红木办公桌上摆着套紫砂茶具,壶身上的 “清廉” 二字被茶水浸得发亮。“志国啊,坐。” 张局长的手指在紫砂壶上摩挲着,“这次能拿下科长的位置,不容易吧?”
孙志国的后背渗出细密的汗珠。上周公示名单出来那天,他在地下车库堵到了分管人事的李副局长,手里拎着的茅台礼盒差点被保安当成可疑物品。李副局长当时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孙,我知道你爱人身体不好,这事儿我记着呢。” 晚风卷着车库的尾气灌进车窗,他握着方向盘的手一直在抖。
“全靠组织信任。” 孙志国端起茶杯,滚烫的茶水烫得他舌尖发麻,却不敢放下。张局长的目光落在他手腕上,那里还戴着块旧上海牌手表,是岳父去世前留给他的。去年单位组织体检,医生说他有中度脂肪肝,建议少喝酒,可每次陪领导应酬,他都得把酒杯斟得满满当当。
“城西棚户区改造项目,局里决定交给你负责。” 张局长推过来一份厚厚的卷宗,“这个项目关系到明年的绩效考核,你可得上点心。” 卷宗封面的 “绝密” 二字用红笔写着,像只睁着的眼睛。
孙志国的喉结滚动了两下。这个项目上个月还是前任科长负责的,据说因为拒绝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被调到了档案馆。那天他在走廊遇见前任科长,对方抱着纸箱的手在发抖,眼镜滑到鼻尖上也没顾得上推。
“我一定尽力。” 他把卷宗抱在怀里,纸张边缘硌得肋骨生疼。走出办公室时,正好撞见财务科的刘科长,对方脸上堆着笑:“孙科,晚上聚聚?我约了拆迁办的王主任。” 刘科长的金戒指在日光灯下闪着光,孙志国忽然想起他女儿出国留学的事,据说光是保证金就存了五十万。
回到办公室,小李正趴在桌上写着什么,见他进来慌忙站直:“孙科,这是您要的拆迁户名单。” 名单最上面的名字是赵老头,旁边用红笔标着 “钉子户”。孙志国的指尖划过那三个字,忽然想起上周在拆迁现场,赵老头举着的房产证被风刮得哗哗响,封皮上的红印章已经褪色成了浅粉色。
手机在抽屉里震动,是妻子发来的微信:“复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还得住院。” 孙志国盯着屏幕上的文字,忽然想起三年前妻子查出尿毒症那天,他正在酒桌上给李副局长挡酒,一杯接一杯地喝,直到趴在桌子底下还听见有人喊:“小孙真能喝!”
他摸出钱包,里面只有三张百元钞票和几张皱巴巴的零钱。上个月刚给妻子交了透析费,儿子的学费还欠着学校。抽屉深处藏着张银行卡,是上周开发商王总塞给他的,说 “项目启动资金”,密码是他的生日。那张卡现在还躺在抽屉里,像块烧红的烙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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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拆迁办的人来了。” 小李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三个穿黑夹克的男人走进来,为首的王主任掏出烟盒:“孙科,赵老头那边我帮你搞定,你看补偿协议能不能……” 烟盒里的中华烟露着金色的烟嘴,孙志国忽然想起父亲生前总抽的 “哈德门”,烟盒是软纸的,抽完一包能攒下不少空盒。
窗外的法桐树影晃了晃,孙志国的目光落在墙上的《廉政准则》上,第三条 “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被阳光照得格外清晰。他想起去年单位组织参观监狱,服刑人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第一次受贿时,以为只是拿了包烟。”
“协议按规定来。” 孙志国的声音比平时沉了些,“赵老头的事我去谈。” 王主任脸上的笑僵了僵,把烟盒塞回口袋时,金属拉链发出 “咔哒” 一声,像把锁锁上了什么。
下班后,孙志国没回家,直接去了棚户区。赵老头正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择菜,蔫了的菠菜在他手里慢慢舒展开。“赵大爷。” 孙志国蹲在他对面,“我看了您的材料,您儿子牺牲在抗洪一线,这事儿……”
赵老头的手顿了顿,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水光:“他临走前说,要让老百姓住上结实的房子。” 夕阳穿过破旧的窗棂,在老人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幅褪色的老照片。
孙志国忽然想起自己的父亲,那个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当官要像种麦子,扎根深了,才能抗住风雨。” 那时的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父亲的手粗糙得像砂纸,却比任何印章都有分量。
回到家时,妻子已经睡着了,床头柜上摆着药瓶和病历本。孙志国坐在床边,看着她苍白的脸,忽然发现她鬓角多了些白发。结婚时妻子总说他头发密,不像她,发际线越来越高。那时他们挤在三十平米的老房子里,冬天用煤炉取暖,烟囱总被冻住,每次点火都得呛半天。
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是张局长发来的短信:“明早八点,带上协议来我办公室。” 孙志国盯着那行字,忽然想起白天在棚户区看到的场景:赵老头家的墙上挂着他儿子的遗像,相框边缘已经掉漆,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军装,胸前的军功章闪着光。
第二天早上,孙志国在补偿协议上签了字,只是在金额那栏,他用红笔改了个数字 —— 比规定标准多了五万。张局长的眉头拧成个疙瘩:“你这是干什么?超标了谁负责?”
“我负责。” 孙志国把自己的工资卡放在桌上,“这五万从我的工资里扣,分五年扣清。” 晨光透过百叶窗照进来,在他脸上投下几道明暗交错的条纹,像极了父亲种的麦田,深浅不一,却透着股韧劲。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纪检委的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搜查证。王主任被两个工作人员架着,脸上的金戒指不见了,头发乱糟糟的。“是他!是孙志国让我多给拆迁户钱的!” 王主任的声音尖利得像指甲刮过玻璃。
孙志国看着桌上的红印章,忽然想起十年前王姐盖印时的样子,她总是先把印章在印泥里蘸三下,再轻轻吹口气,说:“这样盖出来的章才鲜亮。” 那时的印泥是朱砂做的,红艳艳的,像山坡上开得正盛的山丹丹花。
被带走时,他路过档案室,看见前任科长正在整理旧档案,阳光下的灰尘在他周围飞舞。对方抬起头,朝他笑了笑,眼里没有同情,只有种了然的平静。孙志国忽然觉得心里很敞亮,像雨后的天空,连空气都带着泥土的清香。
拘留所的探视日,妻子坐着轮椅来了,手里拎着个布包。“我给你带了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你爱吃的腌萝卜。” 妻子的声音有些沙哑,“儿子说等你出来,他请你吃肯德基。”
孙志国接过布包,指尖触到妻子冰凉的手。“拆迁款的事解决了,赵大爷搬去了新家。” 他看着妻子鬓角的白发,忽然想起他们刚结婚时,她总爱把头发盘起来,露出光洁的额头,像刚剥壳的鸡蛋。
“我知道。” 妻子从布包里掏出个小本子,“这是单位同事凑的钱,还有…… 张局长也来了,他说等你出去,还让你当科长。” 本子的封面上,用红笔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像儿子小时候的涂鸦。
孙志国翻开本子,第一页就是赵老头写的感谢信,字迹歪歪扭扭的,末尾盖着个鲜红的指印,像枚最郑重的印章。窗外的阳光照在指印上,红得发亮,像极了父亲种的麦子在秋天结出的饱满麦穗。
他忽然想起王姐说过的话:“章是死的,人是活的。” 原来最鲜红的印章,从来都不在任命书上,而在老百姓的心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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