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9岁少女被55岁祖公公叫进卧房，终身未嫁至102岁

两口鼎现在分别摆在两座国家级博物馆里，大克鼎在上海博物馆一楼正中，大盂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展柜旁的说明里有一行小字：1951年由潘达于女士无偿捐献。展览开幕、馆方放视频，都讲她一生守护这些器物的事，那段文字和影像把她和那两口铜器连在了一起，成了公共记忆的一部分。

她走到最后一站是去世多年后的事。2004年那回两口鼎合璧展，她被孙女扶着从轮椅上站起来，绕着展柜转了一圈，轻声说它们像两个老兄弟。那一句话让在场的人沉默了很久。2007年8月24日凌晨，她在苏州医院安详离世，年过百。家里照她遗愿不设灵堂，不收花圈，只把那张1951年的捐献奖状摆在遗像前。老宅拆了，原址改成商业广场，角落放了一块青石，刻着“大盂鼎、大克鼎原藏潘氏故居”和她的名字、在此守护国宝82年，旁边的字小得像是补了一笔历史。

回头说到捐赠本身。1951年7月，上海博物馆办事处收到一封挂号信，信里有三页手写信和两把钥匙。信是她亲笔，内容是把两口鼎和一百五十多件藏品免费交给国家。消息出来后外面有人算账，当时黑市上的说法是两口鼎能换半条街的价钱。文化部后来给的奖励是两千万元旧币，折合现在大概两千块钱新币。她把这钱全拿去捐给了抗美援朝的一线，自己只留了一张奖状，裱在镜框里挂在堂屋。把东西交给国家的那天，她亲自护送鼎上车，抚着鼎耳好像在帮助远嫁的女儿理鬓，低声说：“去吧，从今往后，你是全国人民的。”此后博物馆里关于她的生平会放短片，片尾有她的亲笔话：文物不是谁的私产，我只是替大家保管了一段岁月。

在把器物交出去之前，她守了很久很久。抗战期间那些年是最紧张的。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苏州岌岌可危，潘达于叫了两名木匠，在后院挖了一个一丈二尺深的坑，把大盂、大克和四百多件青铜、字画、金银装进三重木箱，外面再裹一层铅皮，沉进坑里。她不放心木匠，先给每人五十块大洋，又把自己手上的金镯子当场熔成两锭给他们，说要是泄密，鬼神都不会饶，能守口的她养全家到老。办法极端，但在那一刻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可靠的防护。

苏州失守后，日军多次搜家，满屋翻得烂了，甚至用刺刀捅煤堆，但八仙桌下的砖那儿一直没动。她的人躲到光福镇去，白天教村里的孩子识字，晚上还做梦梦到地底下的那两个鼎。1941年有一天，堂屋地面塌了，她连夜带着十三岁的过继儿子家懋点着灯笼下去查看，发现箱盖被白蚁啃穿，鼎耳露出一线幽绿。他们用粗绳把鼎拖出来，搬到后院一个放柴火的破屋，里面塞满破棉絮，外面堆了烂桌椅和青苔瓦砾，像堆垃圾一样掩住。抗战那几年，潘家丢了大半画帖字画，藏品损失严重，但两口鼎竟然安然无恙。

再往前倒一点，是1931年“九一八”后的混乱。苏州受难民潮和各种势力侵扰，有洋行、有买办、有租界探子，还有日本特务在城里晃来晃去。那年深秋傍晚，有个穿呢子大衣的美国人带了六箱金条和一张阊门外三层洋房的地契到潘家客厅，翻译笑脸相迎，把这些摆开，意思是用钱换鼎。潘达于端起茶杯，随手把浮茶叶吹开，说：鼎上的铭文是周天子册封诸侯的记录，是三千年前的档案，不是货物。她表情平静，示意送客。那位洋人气得当场咕哝几句英语，她回了一句汉话：想拿走它，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买卖就断了。

事情倒回到最初的压在她身上的那个夜晚。1925年暮春，苏州西花桥巷下着细雨，潘达于十九岁。那晚她被叫进卧室，见到的是祖辈里掌权的潘祖年，五十五岁，病得厉重。屋里烛火摇晃，药味和沉香混在一起。老人说他活不过这个夏天，家里男丁已断，家里有两口鼎和一大堆珍宝，他要她一人守着。不要再嫁，不要离开潘家，把鼎看牢。说完，老人从枕下摸出一枚鸡血石印章，颤抖着塞到她手里。那一刻，十九岁的她被这枚印章和这句话牢牢绑在大宅里。她跪下磕了三个头，从此丁达于成了潘达于，年轻的生命被一桩守护的使命接管。

她原名丁达于，1906年生在苏州钮家巷的丁家。父亲丁春之是前清举人，后来开纱厂，家里有洋灯也有线装书，日子算是宽裕。十六岁那年，她戴凤冠霞帔进了潘家，嫁给过继来的潘承镜。那男人身体差，成亲那天额头满是虚汗，三个月后咯血去世，洞房对面的灵堂摆着，新婚喜庆刚刚变成丧事。按当时习俗，寡妇再嫁会被指责，尤其像潘家这种有官缘、有藏品的大家族，外面各种亲戚和商人都盯着这些古物想分一杯羹。她原本想守满三年回娘家，后来才明白那夜老人交代的话把她钉在了潘家。

守护并非只靠一句话。祖婆婆眼盲，日子里念佛，她把卧房挪到库房隔壁，夜里枕着两口鼎的拓片睡觉，白天学拓印、学篆文、学辨锈。潘祖荫编的《攀古楼彝器款识》她一页页临摹，连蚊子叮的夜里也不放松记忆，有次用毛笔蘸煤油在腿上写铭文，一边写一边背，写错了被蚊子一咬，血就把字糊成小花。家里那些远房叔伯见她年轻，就想把自家儿子塞进潘家做“承重孙”来分财产。她表面笑着应付，转身把族谱锁进铁箱，钥匙缝在贴身衣服里。后来她先过继了一个六岁的男孩家懋，又抱来一个四岁的女孩子舜，摆出一男一女，暂时堵住了亲戚们的嘴。

她还制定了家规：动用任何藏品必须她在场，必须盖章登记，一项也不能少。那年她二十一，眼角已经有了细纹。别人可能撑不住这些盘算和威逼，但她撑住了。有人会觉得她太固执，但那股韧劲真是让人佩服。

有些细节，没人能忘。1945年9月9日，日本正式投降的那天，她趁着人不注意，让儿子点灯，她在大盂鼎的腹壁里写下六个字：“人在鼎在，达于”。这句话写在铜腹里，不是为了显示什么，而是她用八年抗战守下来的誓言的一个物证。之后几年，她把生活过得很简朴，直到决定把这些东西交给国家。

最后把时间线拉回她的早年。她这一生基本没有离开苏南，没坐过飞机，火车只坐过两次。大部分时间她都在老宅里和院子后面的库房里，跟那些铜器、书画和族谱过日子。她守着的不只是两口铜鼎，更像是一段历史的延续。就这样，从一个穿霞帔进门的少女，到守护国宝的老妇人，她用自己的方式把那段岁月护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