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本厂长的外公梁佐华,本厂长的大舅爷爷(外婆的大哥,外公的大舅哥,妈妈的大舅)翁迪民同样也是一个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功勋的老革命。自他20岁参加革命,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搞地下斗争以来,数次从敌人的磨爪中死里逃生,其中最为凶险的一次是发生在1939年,差点要了他的命的人是现代京剧《沙家浜》中大反派“胡传魁”的原型人物胡肇汉(胡肇汉的故事请看本厂长《沙家浜》中“胡传魁”现实中的下场,苏州公安抓捕胡肇汉的故事一文)——
胡肇汉在全面抗战爆发时是驻扎在苏州的国民党军第60师某部班长,1937年8.13淞沪抗战爆发后,第60师在当年年底被日军击溃,大量溃兵散布在太湖地区,胡肇汉先是在陈万军部何锡光所部的第六支队司令部当副官。在第六支队开往阳澄湖地区的半道上,胡肇汉纠集旧部,将带队的支队参谋长陈维芝火并后把队伍拉到吴县阳澄湖中心区太平桥北,收聚溃兵游勇,打起了“民众自卫队”的旗号进行了一系列抗日行动,比如摧毁吴县黄棣镇的日伪警察所,攻下苏州城外北桥的伪军据点,在夺取大量枪支弹药的同时得以在阳澄湖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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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肇汉
为了争取这支抗日武装,中共地下党上海特科派遣时年22岁的翁迪民化名“宫岳”,在1939年3月带领六名同志来到胡肇汉部驻扎地——阳澄湖畔的太平桥镇开展争取工作。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是不请自来,而是胡肇汉为了取得共产党方面的支持,主动请他们来的。
同年5月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江南抗日自卫军(实际上是新四军第六团)开入阳澄湖地区,在无锡的梅村建立根据地,自卫军副总司令叶飞亲赴昊县太平桥,向胡肇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胡肇汉表示拥护抗日武装,并接受改编,成为江南抗日自卫军独立支队,大舅爷爷翁迪民成了这支部队的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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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飞
也就是在5月7日这天,翁迪民以江南抗日自卫军独立支队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和叶飞会面,商量两支部队协同作战的问题。5月15日0时,“江南抗日自卫军”三营和江抗独立支队联合攻打斜塘的伪军据点,由于敌情不明、准备仓促又有敌军增援,部队经三次冲锋也未能拿下据点,还付出了十多人的伤亡,被迫在拂晓撤出战斗。
由于此次伤亡基本都在胡肇汉部,因此之前打惯了顺风仗的胡肇汉大为光火,将此次行动的失利怪在了身为政治部主任的翁迪民的头上,同时将部队在铁路以南就地隐蔽,并没有撤回太平桥镇的驻地,而是派一名姓钱的中队长带领一个中队返回太平桥镇侦查情况。
与此同时,大舅爷爷也接到胡肇汉部没有撤回驻地,而是就地逗留的情况。当钱中队长带领一个中队回到太平桥镇,却不进镇子,对他充满戒备时判断胡肇汉有可能叛变投敌,于是他当机立断前往梅村,向驻扎在那里的江南特委请示并得到批准后决定策反这个中队,让其彻底并入新四军部队。但当他返回太平桥镇时,胡肇汉却突然带领独立支队主力回到了太平桥镇并将镇子控制,翁迪民无奈之下只好取消了策反计划。
几天后,胡肇汉率部转移至沺泾镇,不知道从哪里得知翁迪民想将部队拉到梅村投奔新四军,顿时勃然大怒,不由分说就将翁迪民捆起来一顿拷打,“宫先生,你难道想背叛我吗?”
说着,胡肇汉拔出手枪顶着翁迪民的脑袋、打开保险就要扣动扳机,把翁迪民“爆头”。
生死关头,大舅爷爷翁迪民出人意料的平静,他用异常稳定的情绪对胡肇汉说:“我是你请来的,那么就好来好去,抗日总是无罪的。”
这句话还真把胡肇汉镇住了,因为胡肇汉知道这个“宫先生”和叶飞关系密切,就意味着他的背后就是“江抗”,说白了就是新四军。此时的胡肇汉还没有像1940年时和共产党彻底撕破脸,对新四军还怀着一份畏惧,不敢得罪,但又不甘心将“宫先生”放走。于是,胡肇汉搞了个“折中方案”,先收了枪,说了一番“我冲动了,宫先生别往心里去”之类的软话,然后以“调养身体”的名义(毕竟翁迪民当时被胡肇汉拷打得不轻)将翁迪民送到洋沟溇村,交给自己在何锡光所部的第六支队时期的老上级汪季萍的岳父王蕴石照看(看管)。
洋沟溇村四面环水,要跑出去没有船是不行的,所以翁迪民在当时已经在事实上被胡肇汉软禁。在洋沟溇村范围内翁迪民可以自由活动,但是不准乘船离村。
王蕴石是当地有名的中医,他对翁迪民十分友好,并细心地治好了翁迪民身上的外伤,还将他当做上宾款待,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翁迪民就一直在王蕴石家养伤,伺机联系地方党组织。
说来也巧,沺泾镇长高荫培就是洋沟溇村人,其夫人陆佩娟更是翁迪民的“房东”——当时“江抗”在消泾镇的联络点就设在陆佩娟的哥哥家,其嫂子沈菊英是地下党交通员,侄子陆义是消泾镇“青年抗日联合会”的骨干,后来加入了“江抗”部队(两人分别于1940年7月和1941年4月被胡肇汉部杀害,是阳澄湖地区有名的“母子英烈”,沈菊英和她的儿媳石雪珍则成了《沙家浜》中“阿庆嫂”的共同原型),所以陆家人和阳澄湖地区的地下组织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次替丈夫回家看望婆婆时,陆佩娟意外地看到了正在村里溜达的翁迪民——她认识翁迪民,因为翁迪民每次到消泾镇工作时都在她哥嫂家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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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佩娟的哥哥家如今是阳澄湖地区抗日斗争史迹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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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雪珍生前留影(她于2012年3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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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着陆义烈士画像的陆义之子陆智钤
她当时没有动声色,而是在离开洋沟溇村后立即赶往消泾镇的哥哥家,通过嫂子沈菊英将这一消息传递给了叶飞,叶飞得信后立即于1939年6月21日派人划船前往洋沟溇村营救翁迪民。
当天是端午节,当营救翁迪民的“江抗”同志找到翁迪民时,王蕴石正招待翁迪民吃肉粽,看到有人来接翁迪民时,他并没有进行阻拦(知道拦了也没有用),而是将粽子“打包”塞给翁迪民,并亲自将翁迪民送上了船,翁迪民在洋沟溇村住了一个多月,对王蕴石非常感激,指示来接他的同志掏空口袋将所有钱财都给王蕴石,但王蕴石坚辞不受,两人拥抱话别,约定打跑日本鬼子后再见。
两天后,胡肇汉得知“宫先生”居然从洋沟溇村“跑”了,气急败坏地亲自赶到洋沟溇村向王蕴石兴师问罪,王蕴石则大装糊涂,表示你胡肇汉只说让我好好照看“宫先生”,可没说别让他走啊。差点没把胡肇汉噎得背过气去,只好吃下了这个哑巴亏。
1939年9月,中共地下党苏州县委在太平桥镇成立,大舅爷爷翁迪民就任第一任县委书记,领导太平桥、湘城、渭塘、南桥、悬珠等地民众支援“江抗”部队在敌后开展抗日斗争。
1940年2月7日,“江抗”在司令夏光的率领下在常熟八字桥取得了伏击鬼子汽艇的胜利后当即转移到了阳澄湖畔洋沟溇村休整,司令部就设在王蕴石家里。为了招待这些刚打了胜仗的战士,王蕴石特意到沺泾镇上采购了大量物品,准备在2月8日农历春节这天和“江抗”部队军民联欢,结果在2月8日当天,驻巴城的日军出动汽艇突袭了洋沟溇村,原本准备进行军民联欢的“江抗”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就地抗击(许多战士当时还穿着准备联欢的戏服),在洋沟溇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的援助下打退了日伪军一次次冲锋,掩护伤病员及后方医院渐次撤离。战至傍晚,日伪军见占不到便宜,又畏惧夜战,被迫撤兵,而“江抗”部队也随即撤往常熟苏家尖、董浜一带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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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光(左三)
此战“江抗”击毙日军此次“扫荡”的指挥官斋藤中尉以下十九人,击伤十余人,牺牲一连指导员褚学潜和连长彭海清以下指战员十七人。这就是阳澄湖地区抗战史上著名的“洋沟溇战斗”,而大舅爷爷翁迪民当时在太平桥镇,错过了这场战斗,也错过了和救命恩人王蕴石最后的见面机会。
此后的抗战岁月中,翁迪民历任无锡县委书记,苏南路东特委委员、秘书长,苏南区党委后勤部长、军工部长兼政治委员,镇句、句容县委书记。为支援新四军打击日寇,在苏南地区建立地方党组织立下赫赫功勋。
抗战胜利后,大舅爷爷翁迪民的身体健康状况恶化,组织上于1946年将他调往已经解放的大连养病,兼任大连疗养院院长。全国解放后,翁迪民先后任华东财委基本建设处处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华东办事处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电机制造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局长、浙江省机械厅厅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三局常务副局长及四局局长。WG结束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调研组组长、机械科学研究院院长,1979年10月调任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常务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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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左起第四人即为本厂长的大舅爷爷翁迪民,照片存放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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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第五个为翁迪民的签名
由于一心扑在工作上,翁迪民始终没有再回到阳澄湖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瞧一瞧、看一看,直到1984年他突然接到留在阳澄湖地区的老战友的来信告知:“王蕴石去世了”,悔恨交加的大舅爷爷立即提笔给王蕴石的儿子——时任吴县沺泾乡卫生院院长王仁安写了一封信:“岁月易逝,三九年与令尊会见,迄今已四十五年矣。我常常埋怨自己,为什么解放后不到洋沟溇探望令尊,至少也得写个信嘛。总之,我是一个不会工作、不会生活、不会休息的人。追悔莫及,遗恨难忘……”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救命恩人去世的痛惜和没能再见恩人最后一面的悔恨。
这封信如今存放在苏州市相城区档案馆——
1987年,大舅爷爷翁迪民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临终前对妻子李雪君(她是个文可以提笔、武可以提枪的巾帼英雄,会有专文介绍她)说,要把骨灰撒在曾经战斗过的阳澄湖。大舅奶奶李雪君表示:等她去世后,让子女将两人的骨灰一起撒到阳澄湖。
1992年,大舅奶奶李雪君在北京去世,遵照遗嘱,他们的子女——我的三个舅舅和一个姨妈专程来到苏州,将两人的骨灰撒在了阳澄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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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舅爷爷翁迪民和大舅奶奶李雪君
最后多说一句,一般认为《沙家浜》中“程书记”(常熟县委书记程谦明)的原型是中共常熟特别支部书记程飞白和常熟县委书记兼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司令任天石,但实际上翁迪民以其和“胡传魁”的原型胡肇汉的斗智斗勇以及和“阿庆嫂”原型沈菊英、石雪珍的密切关系,也应该是“程书记”的原型之一(翁迪民在搞地下斗争的时候也经常乔装行医,以“游医”身份为掩护,而他的“医术”正是学自王蕴石教授的一些“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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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飞白(蓄胡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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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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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家浜》中阿庆嫂(中)和胡传魁(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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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家浜》中程谦明的形象
只不过,《沙家浜》在上映的时候(1968年)是WG时期,大舅爷爷翁迪民正处于被“打倒”时期(在蹲牛棚),所以他的这段历史被刻意地“无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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