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经济学诺奖，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01 2025年经济学诺奖揭晓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研究。

左起分别是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彼得·豪伊特。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其中一半奖金归乔尔·莫基尔，表彰他“通过技术进步确定了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莫基尔揭示了科学突破与实际应用如何相互促进，形成一个自我驱动的过程，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另一半则由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共同获得，表彰他们“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在1992年联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们解释称，增长是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创新就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创造新的结构。

三人的工作，共同勾勒出一条从思想启蒙到创新机制的清晰逻辑线索，揭示了经济学中“增长”这一古老命题的本质：

知识是火种，创新是烈焰，毁灭是灰烬；

增长，是一次又一次在毁灭灰烬中的浴火重生！

莫基尔的核心思想，在于论证了有用知识( Useful Knowledge)、支持创新的文化，以及开放包容的制度三者协同演化，共同构成了经济实现持续增长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根据莫基尔的理论，持续的创新和经济增长并非理所当然，它深深依赖于一个珍视知识、开放包容、并能有效化解创新过程中内在冲突的脆弱生态系统。

有用知识分为关于自然规律的命题知识（是什么，为什么，即自然科学）和关于技术实践的指令知识（怎么做，即技术），两种知识之间存在动态的、相互强化的关系。

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打破数千年以来的增长天花板，引发持续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命题性知识和指令性知识之间，首次建立了强大而持续的正反馈循环。

在工业革命之前，技术进步多依赖工匠的经验摸索，带有偶然性且难以推广。而在此之后，科学理解能系统地指导技术发明（如运用电磁理论制造发电机），而技术实践中遇到的挑战和获得的新数据，又会催生更深入的科学研究（为改进蒸汽机效率而推动热力学发展）。这个不断加速的循环，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莫基尔的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为何工业革命发生于十八世纪的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也可以解释，为何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可以后来居上，反超头号经济强国美国。

当美国将大部分产业体系转移到中国，而技术是依附于产业体系之上，这就导致美国本土的命题知识（科学）和指令知识（技术）之间的相互正反馈闭环变得越来越弱，而中国两种知识的正反馈闭环不断加强，而且不断加速，产生远超过美国的增长动能。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并非原创，早在1912年就由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只不过由于缺乏数学模型支持，一直没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1992年两人合作发表《基于创造性毁灭的增长》（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一文，建立起“熊彼特增长模型”（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

在这篇奠基性论文中，技术被形式化为经济生产中最关键的中间投入品，产品生产依赖于这些技术。企业一旦掌握生产技术，便拥有市场力量，获取垄断利润。

在这一模型中，技术进步通过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实现，而获取新技术的唯一方式是进行研发（R&D）投入。研发被设定为一个带有随机性的过程，其成功与否并不确定。一旦研发成功，新的、更优技术就会出现，旧技术随之被淘汰。

竞争与创新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当竞争程度在某一临界点之前上升时，有助于激发创新；但一旦超过该阈值，创新反而受到抑制。

在“创造性毁灭”框架下，技术革新的作用并非总是正向的，而是一柄双刃剑：

一方面，更新技术提升了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使发展更为可持续；

另一方面，旧技术被淘汰，会对掌握旧技术的企业及相关利益集团带来冲击，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社会整体福利的变化，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度。

“创造性毁灭”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为何原本技术领先的美国，却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争中败给中国。

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诞生于美国，产生了全新的IT技术产业，孕育了今天的“美股七巨头”（Magnificent Seven）或“Big Seven”，这些IT巨头的市值普遍超万亿美元，甚至数万亿，相对于二十多年前平均市值几百亿的美股巨头，体量膨胀了上百倍之多！

但是，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全社会的资本和资源大都被吸纳到新型的IT科技产业，以追求超额回报，传统产业则持续失血，不得不向外转移，其中大部分转移到中国。由此导致美国产业的空心化，以及金融和IT科技的过分繁荣乃至泡沫化，从而导致经济系统的整体凋零，后继发展乏力。今天美国AI产业虽然高度繁荣，缺乏传统产业应用场景以及电力能源的支持，只能不断泡沫化，以及进一步吹大泡沫，就是明证。

反观中国，始终坚持“科技为第一生产力”，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为最高目标，由国家承担“创造性破坏”带来的负面效应。在IT产业奋起直追的同时，仍然坚持向落后地区、传统产业持续投资，并实现IT技术向其他产业的赋能，实现光伏新能源、电动汽车、新材料、智慧农业等产业的全面崛起，这些产业又给AI技术提供了丰富的落地场景，从而实现AI产业和传统产业的相互促进以及可持续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于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于其成立300周年设立，是唯一一个不是根据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遗愿设立的奖项，过去几十年的颁奖如同三国鼎立，由凯恩斯学派、芝加哥学派、新古典主义学派以及群雄（其他小学派）瓜分，其中大部分诺奖得主来自美国。

正可谓“仙之人兮列如麻”，众多杰出的获得诺奖的美国经济学家，成功地把美国经济给搞垮了。

2025年，在中美竞争胜负已分的时刻，经济学诺奖委员会终于将经济学诺奖颁给熊彼特学派，只能说

“国之将死，其言也真”！

让我们回顾两百年来，几个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关于增长的争论，理解其背后的深刻逻辑。

02 马尔萨斯人口论：人是最大负担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通过工业革命跃居为欧洲霸主。

羊吃人，就是“创造性破坏”的典型表现：

对内无情摧毁以土地为中心的旧生产关系，令大量中小地主破产，将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将这些土地、人口和资本作为工业机器的养料；

对外进行战争和征服，将更多的原料、人口、市场卷入进来，以满足煤铁工业怪兽的贪婪胃口。

英国的成功带有深刻的道德悖论：工业发展必然会破坏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导致底层民众陷入悲惨的境地。依照传统伦理，政府应当为人民生活背负责任，有义务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

资产阶级专政的英国，做法反其道而行之，出台一系列有利于更加残酷剥削工人的法案，在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工人变成了消耗品，严酷的劳动强度之下，基本三年就会彻底摧毁一个人的健康。同时，大量底层人口被政府当成垃圾丢到海外殖民地，令其自生自灭。英国劳动群众反对失业和贫困的斗争日趋高涨。

英国牧师马尔萨斯于1798年写出《人口论》，为英国统治阶级的残酷做法进行辩护。马尔萨斯直言不讳地说，他所揭示的“真理”的效用在于，使下层阶级“永远不易受到煽动性出版物的影响”，让上层阶级“无须担心那种革命的过火行为”。

人口论基于如下三条假设：

如没有限制，人口以指数增长，如下图红线所示；

食物供应呈现线性增长。如下图黑线所示；

人类要靠进食维持生存。

由于指数函数必然会超越线性函数的增长，必然会出现人口超过资源承载的情况。上图中的交叉点就是社会经济所能承受的人口的最大值，人口超过这个数值，就会出现灾难性事件使人口减少。这个点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的人口天花板，或简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王朝周期律，本质上就是马尔萨斯陷阱的体现。

马尔萨斯的主张有以下几点：

1、极力鼓吹私有制，因为私有制可以有效控制人口增长。

马尔萨斯认为，社会中的贫穷和罪恶，并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造成的，而是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废除财产私有制，实行婚姻自由，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势必刺激人口增加，最终使建立起来的平等社会制度趋于瓦解。

只有保持财产私有制以及各人担负起养育自己孩子的责任，才能使人们自制，不至于生殖过多的子女。“财产私有制是出自人性的人口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产生，它是永恒存在而不能被推翻的。”

这句话才是“私有制”立论的真正基础。这也成为如今发达国家人口空心化的罪魁祸首。

2、缩减工人福利，竭力反对英国的济贫法和增加工人工资。

马尔萨斯宣扬，贫民产生的原因是他自身贫困，救济的手段在他自己身上，而不在于别人，政府和社会对此是完全无力的；济贫法给予穷人以福利，使不能独立维持家庭的人也将结婚，生育子女，这是供养贫民以创造更多的贫民。

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富人残酷剥削穷人才是“替天行道”。私有制是天经地义的，资本家也没有任何义务救济穷人，给工人加工资。如果违反，反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社会灾难（即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把赤裸裸地为资本主义辩护以及道德甩锅的行为，变得如此义正言辞清新脱俗，让资产阶级既当了婊子还立了个巨大无比的牌坊。这本书让不愿意背负道德枷锁的新一代资本家们如释重负，如获至宝，打心眼里感到舒坦，每个毛孔都如此地轻松惬意。

1805年，马尔萨斯凭借人口论的巨大影响，成为英国第一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位）经济学教授，执教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学院。

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马尔萨斯的理论应用于对印度的殖民，将良田都用来种植罂粟，向中国倾销鸦片，制造了多起饿死千万人的印度大饥荒。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仓库

马尔萨斯人口论，才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真正鼻祖，直到今天，仍然是其最重要的精神内核，没有之一。比如，代号为盎格鲁撒克逊计划的“世界人口清除计划”，指导思想依然是马尔萨斯人口论。

2020年，英国仍然应用马尔萨斯的力量来指导英国进行“群体免疫”，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国外NGO出钱，国内某些科普大V发声宣传“中国人吃海鲜对不起世界”，中国人吃肉就会导致亚马逊雨林遭殃等奇谈怪论，思想源头都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两百年来，马尔萨斯可谓毁人不倦，硕果累累，罄竹难书。

人口论的实质，是将资本增殖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将人作为为资本服务的工具，把人类道德的温情彻底踩碎，解除了人类心底潜藏的“贪婪”魔鬼的所有枷锁，使其披着“自由”的外衣自由地肆虐。

由于马尔萨斯的理论过于残酷，人们才把伦理学教授亚当·斯密推上前台，将其奉为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

03 马克思资本论：资本才是万恶之源！

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后，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重大危机：

要么在战争中取胜，由此进入战争胜利与工业化发展的良性循环；

要么在战争中败北，由此进入战争失败与殖民地危机的恶行循环。

马克思的故乡德意志，从长期追求自由但又四分五裂的局面中惊醒过来，开始在外部压力之下进行内部整合。德意志容克地主不是被剥夺的对象，而成为推动工业化的主导者，对底层人民的残酷压迫与英国又异曲同工，由此导致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赤贫化日益加剧。

马克思从现象挖掘背后的本质，最终写下了名著《资本论》。资本论揭示了资本运行的基本规律，指出工人阶级之所以处境悲惨，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通过资本障眼法剥夺了。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打碎资本套在人头上的枷锁，实现人的真正自由。

马克思资本论，一方面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深刻批判，另一方面，其思想也是对人口论的继承和发展。

人口论揭示的基本规律，其实是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逻辑斯蒂曲线。

逻辑斯蒂曲线在商业上就是大名鼎鼎的S曲线，在产业上就是产业生命周期曲线。生物个体生长，种群增长，技术、产品、业务、公司乃至经济系统的发展历程，都会呈现出S型的发展轨迹，这是系统发展的普遍规律。

人口论告诉我们，人口增长和生存资料的有限性这一对冲突，必然导致严峻的种内竞争。达尔文正是受此启发，将人口论应用于生物界，提出进化论的核心观点：无时不刻不在进行的生存竞争，成为推动生物进化（物种创新）的动力。马克思则进一步在进化论的启发下，发展出了资本论的思想。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几乎每一个物种都会面临生存资料极为有限的情况，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料，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种内竞争”。这种竞争压力使得物种内不同个体的差异性放大，其中有利于生存繁衍的特征在竞争中得到强化，进而诞生新的物种，打破原有的均衡。

进化的结果，就是跨越S曲线，重启增长。生物进化平移到人类世界，对应物是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创新的目的，也是跨越S曲线，重启增长。创新是打破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钥匙。

人口论是一个伟大的洞见，但是它忽视了创新，更忽视了人在创新中的决定性作用。

用经济学观点看，所谓马尔萨斯陷阱，其实是需求过剩而供给不足，两者之间巨大落差导致了一场经济危机。农业时代的治乱循环，就是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崩盘与重建。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供给极大过剩，与马尔萨斯陷阱的供需矛盾正好相反。两者表现虽然极为不同，但是底层规律是一致的。

市场经济环境下，需求和供给之间相互激发，需求需要对应的供给，供给也需要对应的需求，没有需求的供给是毫无意义的。供给和需求两者之间具有对易性（commutability），也就是需求和供给如果对换位置，并不会使得规律失效。

马克思正是将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了供需对易，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普遍规律。马克思认为，工人人口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

资本论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进化过程，竞争是推动进化的核心要素（“一切的历史都是斗争的历史”），竞争推动技术创新（即生产力进步）的产生，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即重建新的生态平衡）。

想要彻底埋葬资本主义，不是简单地将其砸碎，而是要创造出一种更加高效的经济系统取而代之。

马克思仅仅完成了第一步，并没有完成其为伟大理想，在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在继续撰写资本论后续篇章的过程中溘然长逝。

社会主义实践先行者苏联，相当于只是拿到了半本《九阴真经》就开练，通过社会革命砸碎了一个旧世界，但是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形态，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04 熊彼特经济学：创新是增长的唯一引擎

在马克思永远停止思想的1883年，另两个伟大思想家像是“接力跑”般地诞生了，一位是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另一位是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身后未尽的问题，继续寻找答案。

经济模型的三要素是供给、需求和连接。

马尔萨斯论证了供给总是不足，马克思论证需求不足才致命，凯恩斯则通过货币和债务手段，强化供需之间的连接手段，掩盖供需不平衡造成的内在矛盾。

凯恩斯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的西医疗法，见效快，对于危机迫在眉睫的资本主义社会无异于救命稻草。在大萧条之后，凯恩斯的理论掀起了“凯恩斯革命”，为其续命几十年。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创新是增长的唯一动力，是固本培元之策，却长期被边缘化，始终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界之外。

在中国，熊彼特通常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理由是熊彼特生前最后一本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曾经对马克思做出过批判。

但实际上，熊彼特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真正衣钵传人。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不是教条地全盘接受马克思的思想，而是批判性地继承，与时俱进。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本书，是向马克思的致敬之作。熊彼特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和预言家，他预言了资本主义必将毁灭，社会主义必将到来。但是，马克思虽然预言了结果，说错了实现路径。

埋葬资本主义的并非是工人阶级发动的社会革命，而是资本主义自身孕育的“创造性破坏”力量，随着一次次破坏将变得越来越强，最终将毁灭资本主义自身，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中浴火重生！

熊彼特

有人反驳熊彼特，既然你说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因，而资本主义所鼓吹的自由竞争又是创新的温床，资本主义应当永远存续下去才对啊？

由于时代局限，熊彼特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其陷入自我毁灭的境地。但是他的著作过于艰深晦涩，一般人很难读懂。而且他所生活的时代，仍然是工业化大生产蓬勃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症结并未充分暴露，熊彼特也只能预测大致方向，无法精确描述资本主义走向自我毁灭的具体路径。

05 资本主义的死结：阻碍创新！

熊彼特去世半个世纪之后，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所撰写的《创新者的窘境》，生动地说明资本主义抑制创新的机制。

克里斯坦森

长期以来，困扰商业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克里斯坦森将其定义为“创新者的窘境”：

为什么管理良好、一直努力做到最好的企业，反而会遭遇失败？

表面上，“创新者的窘境”面对的是技术创新方面的问题，但实际上问题并不是出在技术本身，而是利益分配上。

任何社会，总是富人占极少数，穷人占大多数，用户的分布也遵循同样的规律。这就决定了优势企业为了提高利润率，总是向头部客户聚焦，放弃了大量的长尾用户，同时给后来者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破坏性创新技术在短期内不符合头部用户的需求，也就意味着开发这些产品，就会在一段时期内，对主流产品的销售产生负面影响。换句话说，会使得企业短期内的利润率下降，因此优势企业不可能对其大举投资。

特别是原有主流业务模式早已成熟，又占有优势，相当于躺着挣钱；探索新业务需要资源投入，结果未知，还会损害主流业务的盈利。

优势企业的组织架构，人员配比、利益流向，都是与主流产品相适应，并对其产生了巨大的依赖性。企业从上到下所有的绩效评价，都与利润率挂钩。

俗话说：“挡人钱财，如杀人父母”。进行破坏性创新，相当于“自损财路”，谁会愿意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就算CEO高瞻远瞩，看到了战略未来，但是企业的董事会、高管、中层以及员工从各自的短期利益出发，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施以阻挠，令变革泡汤或流于形式。

就如同剑齿虎与猛犸象共存亡一样，这种被称作“价值网依赖”的强力依赖，会使得优势企业绝难主动进行变革，将重点转移到“破坏性创新”，虽然它代表了未来。

克里斯坦森在去世前几年又写了一篇文章，揭露了“资本主义窘境”，比“创新者窘境”更加无解。

该文的主要观点是：公司运用现行金融市场和公司使用的评估标准的结果，就是让缩减工作岗位的创新（节约当下的资本），比创造就业机会的创新（提升未来的资本回报）更具吸引力。

这种标准来自一种过时的假设：资本是一种“稀缺资源”，人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资本。

然而实际情况是：资本早已不再是稀缺资源，而是出于严重过剩状态，美国股市总市值约为66.74万亿美元，是2024年美国GDP的229%，美国企业拥有数万亿美元的现金储备，却不进行有效投资。

换句话说，用于连接供给和需求的货币资本，早已严重过剩，不得不进行金融空转，金融泡沫越吹越大，供给和需求陷入双双萎缩的状态。

克里斯坦森认为，吸引并有效配置人才，进而抓住发展机遇的能力才是当今真正的稀缺资源。创新的出发点要从创造资本回报，转向创造就业机会，吸引人才，从“以资本为中心”转变成“以人为中心”。

这一转变，正是马尔萨斯和马克思最大的分歧，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分歧：

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为资本服务，还是为人服务？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创新最大的敌人，成为人类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最大阻碍。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已经无法找到问题的解药，只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诺基亚CEO那句著名的言论：

我们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但是我们输了。

全世界都被引入歧途，为何中国却走在相对正确的道路上？

因为早在几十年前的革命战争年代，伟大的教员早已揭示：

为人民服务！

教员早就告诉我们，“为人民服务”，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的致胜法宝，也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终极武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