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军事生涯中的兵法谋略

邓小平和刘伯承

刘伯承是中外著名的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以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组织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不仅战功卓著，而且有突出的军事才能和用兵之道。朱德曾评价说：“他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陈毅赞扬他“论兵新孙吴”，是当代杰出的兵法家。曾与他并肩作战的邓小平说他用兵是“在国内外屈指可数”。

被誉为“川中名将”

刘伯承于1912年春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年底毕业，被分配到川军熊克武第5师任司务长，不久改任排长。1913年7月，第5师响应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在四川境内与北洋军进行战争。这期间，全国政局动荡不定，军事斗争大多演变为军阀混战。在硝烟战尘中的出生入死，加上自己勤于钻研，刘伯承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相当大的提高。

1921年8月，时任团长的刘伯承带着他的第1团到湖北宜昌跟北洋军的一个团作战。敌方以水田为障碍进行防御，刘伯承以一部兵力绕到敌侧翼佯攻，而以主力从正面水田强攻，一气将敌击败。事后，有个军官不解地问他：“团长，你向来不主张正面硬攻，这次为什么敢于冒险呢？”刘伯承笑了笑说：“敌人满以为有水田作障碍，我就不会从正面进攻。其实水田的障碍性很有限，我不过是给他来一个小小的出其不意。”

1922年6月，熊克武的第一军与刘湘的第二军混战，刘伯承在行军中跟敌方部队不期而遇，敌方占据要隘，地形于己不利。刘伯承立即把团属重机枪全部调上来，一阵猛烈射击，打得敌人落荒而逃。按照川军作战的一般规律，团一级指挥官总是把重机枪放在后队，前队一旦顶不住就带着重机枪逃走。因为军阀们把装备看得比士兵的生命更为重要。刘伯承抓住敌方指挥官的习惯心理，用违反常规的打法，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1923年四川讨贼战争中，刘伯承指挥第2混成旅纵横驰骋，先用长途奔袭手段解决叛军一个旅，再在成都东南的龙泉驿坚守4昼夜，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敌军猛攻，保住成都城不落敌手。刘伯承“川中名将”的声名从此大噪。

第四次反“围剿”中放异彩

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来到苏联当时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底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32年，刘伯承来到瑞金，10月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1932年底，第四次反“围剿”开始。蒋介石调集来“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总兵力有50万，分左、中、右三路，以中路军总指挥陈诚辖11个师为主力。陈诚不顾左、右两路军观望不前，自率中路军长驱直进。中央红军总兵力约4万人集结待机。

反“围剿”战役一开始，中共苏区中央局制定了《作战新计划》，不从战场实际出发，硬要红军攻占南丰。红军按计划强攻南丰失利，朱德、周恩来与刘伯承经过反复研究，断然放弃强攻南丰的计划，改为以小部队佯攻，主力撤走，寻机伏击援敌。刘伯承领导总参谋部紧紧掌握敌军的行踪，及时向朱德、周恩来报告情况和提出建议，尔后根据朱德、周恩来的决议制定作战方案，最紧张时方案一日三易。

1933年2月28日，红军终于赢得了良机，在黄陂、霍源地区歼敌52师全部和59师大部。接着，利用陈诚急于报复的心理，3月21日，又在草台岗、东陂地区歼敌王牌部队11师全部和9师、59师各一部。红军两战两大胜，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声威大震。敌人惊慌失措，沮丧至极。陈诚急得吐血，蒋介石哀叹这是他“最大的耻辱”，“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画作《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9师》

独创“重叠待伏”战法

在同一地方打伏击乃兵家大忌，但刘伯承创造了3天之内，在同一地点、同一山沟连续两次设伏歼灭日军的经典战例，创造了“重叠待伏”这种奇妙的战法。

1937年10月，当忻口日军遭到国民党军与八路军的前后夹击、攻势受挫时，石家庄日军沿正太路进攻娘子关，直趋太原；兵力部署上采取正面猛攻，侧翼迂回。防守娘子关的国民党军队告急，八路军总部命令刚刚到达平定一线的129师主力驰援。刘伯承率386旅赶赴娘子关前线。

10月21日，刘伯承到达柏井国民党军第3军指挥所，军长曾万钟介绍了防御部署和前线战况。刘伯承当即指出：右翼警戒线必须火速派兵，严防日军偷袭。曾万钟并不以为然。刘伯承遂率386旅赶往右翼警戒线上的要点七亘村。

果然不出所料，日军正准备从这里透入。26日，刘伯承指挥386旅一部设伏七亘村，打击了日军的辎重部队，歼其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

前方急需弹药和粮食，日军必然要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判断日军急于向娘子关防御阵地的侧翼增兵，心理又很骄横，不会因遭到小的打击而停止从七亘村通过；同时，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部署和指挥了第二次伏击战。

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伤亡10余人。八路军还缴获了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采用“吸打敌援”战法

1938年，随着游击战争在华北上升到主要地位，刘伯承指挥129师开始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

1月6日，邓小平接任129师政治委员，进一步增强了129师的领导力量。2月，129师奉命配合国民党军“反攻太原”。2月22日，刘伯承率部设伏长生口，采用“吸打敌援”的战法，佯攻旧关，吸引井隆守敌出援。日军果然中计，被129师部队在长生口附近击毙130余人，活捉少佐军官等5人。

3月16日，刘伯承指挥了更大规模的神头岭伏击战。神头岭是邯（郸）长（治）大道上黎城和潞城间的一个地形复杂的山岭，刘伯承经过实地侦察把它当作伏击点。战斗发起后，他以一部猛袭日军兵站集结地黎城，迫使潞城守敌不得不出兵救援。援敌经过神头岭时，遭到129师预伏部队的突然攻击，被歼1500余人。

3月31日，徐向前副师长率领部队设伏涉县、黎城间的响堂铺，毙伤日军400余人，烧毁汽车180辆。刘伯承称赞徐向前说：“在我们后路上风传有敌人到来，但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因而未放弃这一胜利的战斗。”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3次伏击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颇有影响的“三战三捷”。

4月，刘伯承指挥129师取得了反“九路围攻”的胜利。“九路围攻”是日军大本营为扫除晋东南八路军而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围攻，投入兵力达3万余人。刘伯承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制定了反围攻的方针，主要之点是以主力部队向敌人包围圈外游击，抓住战机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他率领主力适时转到敌外翼活动。

4月15日，日军一个联队回窜至武乡县长乐村，他指挥部队展开追击和急袭，毙伤日军2200余人。这一仗和其他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使晋东南的抗战形势有了大的改观。

刘伯承创造的“吸打敌援”战法，不但取得“三战三捷”，而且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使晋冀豫根据地基本取得了地域西起同蒲路、北界正太路、东至平汉路、南抵黄河北岸的伟大胜利。(联合日报/叶介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