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父亲和我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H.Hardy and E.M.Wright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然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杨武之（左）、杨光诺（中）、杨振宁合影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杨武之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照片。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笔挺。我想，那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照的，衣着、神情都已进入了20世纪。父亲相貌十分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照片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父亲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学，1924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员。40多年以后，我在访问斯坦福大学时，参加了该校的中国同学会，在一所小洋楼中举行的晚餐会。小洋楼是20世纪初叶因为中国同学受到歧视，旧金山的华侨社团捐钱盖的，楼下供中国学生使用，楼上供少数中国同学居住。那天晚餐前有一位同学给我看了楼下的一个大木箱，其中有1924年斯坦福大学年刊，上面的Chinese Club团体照极为珍贵。木箱中还有中国同学会1923年秋的开会记录。

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这也是中国学者中第一个因代数研究而被授予博士学位。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3000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背《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八卦：“乾三联，坤六段，震仰盂，良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等等。

父亲少年时候喜欢唱京戏。那一年在厦门他有时还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不过他没有教我唱京戏，只教我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十六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九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七子。

1929年时，父亲和母亲还很年轻。那一年我们全家在厦门鼓浪屿日光岩上照了一张照片。那天很显然我不太高兴。30多年以后，在1960年父亲与母亲自上海飞到日内瓦跟我团聚以前，三弟翻出这张照片要他们带去给我看。父亲说：“不要带，不要带，那天我骂了振宁一顿，他很不高兴。”

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开始了他大半生的事业。他被认为是我国现代数学的先驱，代数和数论学科的开拓者。父亲却一直认为他一生主要的贡献是在清华培养后进的日子。当年的英才，后来杰出的有华罗庚、陈省身等。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于30年代向南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那时清华园西北起自今天的校医院、近春楼、伟伦中心，南至今天的游泳池和供应科，东至今天的静斋，北到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河以南的建筑，那时，这些都还没有兴建，整块都是一大片荒地，只有一些树丛、土山、荷塘、小农田和几户农家，是我们游玩的好地方。

自1929年起我在这里的成志学校（现为工会）读了四年书。我每天自西院东北角家门口出发，沿着小路向南行，再向东南走，爬过一个小土山便到达当时的清华园围墙，然后沿着围墙北边的小路东行到成志学校。这样走一趟差不多要20分钟，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

另外一条我常常骑自行车走的路是自家门口东北行的大路。此路的另一端是当时的校医院（即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桥。每逢开运动会，我就骑自行车沿此路此桥去体育馆，和成志学校的同学们组织啦啦队呐喊助威。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第三条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我9、10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年级与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H.Hardy and E.M.Wright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然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8到1939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G.H.Hardy的Pure Mathematics与E.T.Bell的Men of Mathematics给我看。他和我讨论set theory、不同的无限大、the Continuum Hypothesis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三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抗战期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

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1946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学倒不是因为它是父亲的母校，而是因为我仰慕已久的费米教授去了芝大。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比我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杜聿明先生的女儿）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

1957年我和杜致礼及我们的孩子光诺（那时6岁）去日内瓦。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7月初飞抵日内瓦，到达以后又立刻住入医院。医生检查数日，认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

父亲给致礼和我介绍了新中国的许多新事物。他对毛主席万分敬佩，尤其喜欢毛的诗句，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与“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等。

1960年夏及1962年夏，父亲又和母亲两度与我在日内瓦团聚。致礼、光宇（我们的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参加了。每次团聚头两天感情总是非常冲动，讲一些自己的和家人与亲友们的遭遇。以后慢慢镇静下来，才能欣赏瑞士的一切。

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该是在劝我回国。这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在美国，我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有时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自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

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1964年底在香港，那时他68岁，还很健康。6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我当然十分激动。

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国探亲访问。父亲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亲长辞人世。享年77岁。

6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的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秉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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