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为民族“呐喊”的大文学家鲁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为周树人，字豫山、豫才，一生取用笔名多达140余个，其中以鲁迅闻名于世。浙江省绍兴县人。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祖父周福清曾为清廷内阁中书。鲁迅13岁时，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舞弊案入狱，此后鲁迅父亲长期患病终至去世，由于种种变故，家境败落。家庭的变故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漠。

青年鲁迅

1898年鲁迅考取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转任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学采矿。他学习刻苦，1902年2月以优异成绩毕业，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官费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基础知识。在异国他乡接受西方近现代教育的同时，鲁迅也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他呼吁“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也”。他决心“我以我血荐轩辕”。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两年后，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现代医学，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中国人的健康。

鲁迅

然而作为一个弱国子民，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特别是当时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鲁迅上课时从学校放电影上看到日本军队对“替俄军做奸细的中国人肆意屠杀，而围观的人群中却多有麻木的中国同胞，这使得他受到极大师激，遂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的您剧命运，需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来于是，鲁迅弃医从文。

鲁迅

经过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的一系列文化和社会运动，鲁迅不仅成了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在大革命失败后，其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倾”，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最终认同了共产主义。

鲁迅

1927年10月，鲁迅到达上海定居，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先后创办了（奔流》《萌芽》《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参与领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革命社团，团结广大革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匕首、投枪式杂文，在反文化“围剿”中做出了特殊贡献，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他更关注中国革命的进展，掩护并援救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瞿秋白牺牲后为其出版文集《海上述林》，保存方志敏文稿，秘密会见红军将领陈赓、中共文艺领导人冯雪峰，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逝世前还和茅盾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祝贺红军长征胜利，并寄物品慰问。

瞿秋白

在与国民党反动统治抗争的同时，鲁迅时刻关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种种欺凌，而日本帝国主义，更是他关注的重点。鲁迅对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民族及其社会特点，有着具体而深刻的认知和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时时眷念曾经学习生活的第二故乡，眷念当年留日期间的恩师藤野先生；他与在上海的日本书商内山完造结下深厚友谊，成为相互信赖的朋友，并通过日本的路径学习、引进苏联的文学、艺术和西方其他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更洞若观火，时刻警惕，不断发声，以期引起国人的注意与奋起。

鲁迅和内山完造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妥协退让政策，日军得以迅速占据了东北三省。鲁迅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误国行径极其愤怒。在《答文艺新闻社问》中，他愤慨地指出：“在这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一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水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国民党政府抗日无能，却对爱国青年学生要求出兵抗日的请愿恣意诬蔑，竟宣称学生行为已使友邦“惊诧”。鲁迅义愤填膺，写了《友邦惊诧论》加以抨击：“好个“友邦人王’！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更，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教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1932年1月28日夜晚，日军在上海挑起事变，进攻驻防的中国第19路军。鲁迅在北四川路的寓所内被流弹击中。30日早晨，日军又闯人鲁迅的寓所。不久，附近的虬江路口之鸿庆坊被焚。鲁迅不得不离家到内山书店等处避难。2月3日，他和茅盾、叶圣陶、胡愈之、郁达夫、周扬、夏衍等人联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化团体及作家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惨无人道的屠杀，号召进步力量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保护中国革命。

鲁迅和青年们讨论

1933年9月30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在上海秘密举行了远东反战会议。鲁迅参加了不少筹备工作，包括捐助会议经费，并会见了一些中外代表。

鲁迅

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鲁迅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再妥协退让更加憎恨，写了大量犀利杂文进行讽刺。如“国民党空军要担负起保卫国家的使命，但愿不要将炸弹投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航空救国三愿》)”；国民党将领口口声声高喊的“誓杀敌、誓抵抗”，是如同中国民间分文不值的“天诛地灭、男盗女娟”的赌咒（《赌咒》)；国民党鼓吹的“诱敌深入”，不过是逃跑的借口（《战略关系》）；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其意在屠杀人民，“装腔抵抗”而已（《曲的解放》）。这些文章（有数篇为瞿秋白所撰，鲁迅以自己名义发表），辛辣地勾画了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谄媚对日、假意抗敌之丑态，并有力地揭露和鞭挞了其误国与残民的行径。当然，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鲁迅赞成“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同意“国防文学”的提法并与之争论，这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事，孰是孰非，见仁见智，可另作别论。不过，他对自己的观点是旗帜鲜明始终坚持，曾不顾重病回复徐懋庸关于文艺统一战线的信，便是明证。

鲁迅全家福

1936年9月27日，仍在重病中的鲁迅看到《申报》的《儿童专刊》有一篇《小学生们应有的认识》一文，作者对一些地方日侨及水兵被杀之事不满，称实施者“实是国法的罪人，民族的败类”，并说按其个人意见应“罪加一等”。鲁迅对此怒不可遏，立刻写了《“立此存照”（七）》寄给《中流》编者黎烈文，并在信中说，“此次《儿童专刊》上一文竟主张中国人杀日本人应加倍治罪，此虽日本人尚未敢作此中主张，此作者真畜类也。”他一直认为“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但此次竟然指该文作者“真畜类也”，可见他对卖国心态的仇恨和愤怒。反之，亦可见他对祖国的深沉的热爱。

鲁迅遗像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逝世，终年55岁。上万名上海民众自发举行公祭，并送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枢上覆盖着一面鲜红的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

万人送葬

1937年7月，离鲁迅逝世不到一年，鲁迅所期盼和为之呐喊的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鲁迅的诸多反帝抗日、反对妥协退让的思想深邃、彪炳显赫、熠熠生辉的文章，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继续发挥着激励人民抗日斗志的重大鼓舞作用，诚如毛泽东之评价：“鲁迅是中国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墓

鲁迅一生著述颇丰，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8卷约700万字的《鲁迅全集》，其中包括了鲁迅的小说集、散文集、杂文集、书信集、日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