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少将被中统特务逮捕，蒋介石无奈亲自出面营救：他是我的女婿

1946年3月的一天傍晚，南京下关码头的路灯刚点亮，一辆挂着“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牌照的吉普车被两辆便衣车悄悄夹住。车门被猛地拉开，人未看清，枪口已顶在胸口——陆久之，这位在上海风光无限的国军少将，就这样被中统特务带走。消息传到上海，汤恩伯脸色铁青，他清楚这事不对劲，却又不敢直接干涉，因为抓人的是陈果夫那一路人马。

陆久之被押进南京颐和路一处幽暗的小楼。中统审讯员摆出厚厚一摞材料，冷冷开口：“你办《改造日报》究竟想替谁说话？”短暂沉默后，只听他淡淡一句：“办报是为让战俘知道战争结束了，除此无话可说。”审讯员并不满意，连夜电告蒋介石，理由是此人“嫌共倾向明显，且与左翼频繁往来”。蒋闻讯皱眉：“这是我女婿。”几个字，让中统也摸不准该走到哪一步。
陆久之的“女婿”身份，要从一桩相差二十余岁的婚姻说起。1945年秋，汤恩伯秘书胡静如的夫人周安琪闲谈时提到，蒋介石前妻陈洁如的养女蒋瑶光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生活拮据；而陆久之四十出头仍孑然一身。周氏从中牵线，二人一年内便完婚。外界更关注的是：蒋瑶光乳名“陪陪”，幼时常被蒋介石抱在膝头。于是陆久之的名片忽然多了一行“蒋委员长东床快婿”。

这层关系，使他在上海官场进退自如，也埋下后来那场拘捕的伏笔。因为蒋介石不愿公开承认与陈洁如的旧事，女婿一说始终模糊，中统便觉得抓陆久之未必会触动“核心利益”。没想到动手后才发现蒋介石还真要保。
退回更早的年代，陆久之是“家学显赫”的反叛者。父亲陆翰出任孙传芳部军法处长，手握重兵，他却跑到上海纱厂当工人，和地下工会厮混。1926年秋，周恩来在沪筹划工人武装起义，需要一个身份干净又善交际的联络员，蔡厚叔把陆久之拉了进来。从那时起，他接受的任务并不比正式党员少，唯独一条——暂缓入党。周恩来的解释很直白：“你站在门外，做的事更方便，也更安全。”事实证明这条安排确实保护了他。

抗战期间，日本海军在长江口设立“海安公司”掩护走私军需。陆久之借旧同学关系混进管理层，表面帮日方采买物资，暗地却用海军通行证，把蜡烛、布匹、火油大批送往新四军苏北根据地。宪兵队曾将他关进宪兵司令部，连打带吓两周没撬开嘴，只得放人。有人说他命硬，他自己更愿意称那是“身份模糊”的好处。
胜利后，他凭借汤恩伯的授权，在上海创办《改造日报》日文版，专门面向战俘宣传反军国主义。报纸不到一年就闹得满城风雨，左翼作家频繁投稿，日俘圈内广为流传，有人讥笑这是“替共产党洗脑”。这便让陈果夫盯上了他。于是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蒋介石最终还是出面。中统特务接到手令，只能“以礼相送”。审讯室里，带队少校尴尬对陆久之说：“长官，误会，您可以回家。”陆久之拍了拍衣摆走出大门，黑夜里看不出表情，只能听见他轻哼一声，像在嘲笑又像在叹气。

风波看似平息，却搅动了汤恩伯的神经。1948年底，上海战局日益吃紧，汤手握三十万兵力，却被李宗仁的命令晾在一边，只听重庆那位“委员长”。陆久之赶赴复兴岛，旁敲侧击地劝：“局势已非一年两年前，早点留条后路。”汤恩伯偏是犹豫不决。国府溃败，解放军百万雄师南渡，京沪杭警戒线顷刻崩塌，汤终究带着残部狼狈出逃。途中他还客气地问陆久之是否同走，被拒绝——这一次，陆久之不再做“说客”，而是干脆把上海大大小小的城防图偷偷带给了华东野战军参谋部门。
上海解放后，他低调留在原公馆里，被街坊尊称“陆先生”。因为“蒋介石女婿”四个字，他没少挨调查。1961年，陈洁如进北京时，周恩来一句“老陆还好吗”让有关部门心中有数，几年后便把陆久之请进上海文史馆。那张写着“特聘馆员”的聘书，为他晚年生活添了些体面。

1983年，他获批赴港探亲，久别重逢的夫妻在尖沙咀海边并肩而立。蒋瑶光劝他留下，他摇头：“这里需要我做的事早做好了，还是回上海安心。”两年后，他归国，把妻子托付的补品分成几大包，送给旧邻，说是“替太太尽点心”。
1996年，上海市委再次核定其历史功绩：自1926年起为革命提供重要情报，贡献显著。老人听完只回一句：“该做的做了。”此后他不再涉及公众场合的发言。偶有记者登门，他也只谈读书、养生，谈及蒋介石便挥手：“他是他，我是我，不必再掺和。”

陆久之终年百岁，户籍表上职业一栏写着“文史研究人员”。熟悉往事的人都明白，这个看似平淡的称呼背后，是一次次刀尖起舞、一次次命悬一线。至于“蒋介石女婿”四字，他生前从未挂在嘴边，身后也无人替他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