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岁留守妇女自述：村子里光棍太多，他们四五十岁都娶不到媳妇

我叫李秀莲，今年四十九岁，在这个豫西的小山村里守了十五年。男人在广州的建筑工地扎钢筋，一年回一次家，每次回来行李箱里除了给娃带的零食，就是一身洗不掉的水泥灰。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喂猪、做饭，送完俩娃上学就去地里薅草，傍晚坐在门口择菜时，总能看见村东头的老光棍们蹲在墙根下抽烟，烟头扔了一地，像撒了把碎星星。

我们村不大，三百来口人，可光四十岁以上没娶媳妇的，就有四十多个。最年轻的是狗蛋，今年刚四十，前几年在东莞电子厂打工，还带回过一个云南姑娘，可没住满一个月就走了——姑娘说我们这儿路太陡，买袋盐都要爬二里山，晚上黑灯瞎火的，连个广场舞都没得跳。狗蛋送姑娘去镇上车站那天，回来喝了半斤白酒，坐在他家土坯房门口哭，哭声顺着风飘到我家院子里，我听着都揪心。

还有村西头的老周，今年五十六了，年轻时是村里的木匠，手艺好得很，可那时候家里穷，兄弟三个挤在一间瓦房里，媒人来了几拨都没成。后来老周去西安做装修，攒了点钱，想回来盖房娶媳妇，可转眼就到了五十岁。去年春天，他托人从邻县介绍了个丧偶的女人，人家来村里看了看，说老周家的院墙都裂了缝，院里连棵果树都没有，摇摇头就走了。从那以后，老周就不怎么说话了，每天扛着锄头去地里，天黑透了才回来，饭都是随便热口剩的。

我有时候会喊老周来家里吃碗热面，他总是局促地搓着手，说“不了不了，给你添麻烦”，实在拗不过坐下了，也只敢夹碗里的青菜，肉片子碰都不碰。有次我问他，这辈子就不想有个伴儿？他扒拉着碗里的面条，半天说了句：“想有啥用？人家姑娘都往城里跑，谁愿意留在这山沟沟里？”我听着这话，心里也不是滋味——我们村的姑娘，但凡念过高中的，都去城里打工了，有的嫁在县城，有的嫁到更远的地方，好几年都不回一次家。

前几年，村里来了个扶贫干部，想帮光棍们找媳妇，组织了个“相亲会”，从邻村请了些单身女人来。那天村里可热闹了，光棍们都穿了新衣裳，有的还擦了雪花膏，老周特意把他珍藏的木匠工具摆出来，想显显手艺。可结果呢，就只有两个女人愿意留下来，一个嫁了村里的养猪大户，另一个没过仨月，嫌养猪太臭，也走了。扶贫干部走的时候叹着气说：“不是不想帮，是这地方留不住人啊。”

去年冬天，狗蛋的妈得了重病，住院要花好几万。狗蛋到处借钱，可村里的光棍们都没什么钱，有的只能凑个三百五百。最后还是我男人从广州寄了五千块，才解了燃眉之急。狗蛋他妈出院那天，狗蛋来我家道谢，红着眼圈说：“莲姐，我这辈子怕是娶不上媳妇了，等我妈走了，我就去广州打工，死在外面也不回来了。”我听着这话，眼泪忍不住往下掉——狗蛋人不坏，就是命苦，要是生在城里，说不定早就成家立业了。

其实村里的光棍们都挺可怜的，他们不是不想娶媳妇，是没条件。有的家里穷，盖不起新房；有的年纪大了，没人愿意介绍；还有的因为常年一个人过，性格变得孤僻，更没人愿意跟他们相处。有次我去镇上买东西，听见两个卖菜的大妈聊天，说我们村是“光棍村”，女孩们都不愿意嫁过来。我听着心里挺难受的，可又没办法——我们村交通不方便，没什么产业，年轻人都走光了，只剩下老人和光棍。

今年春天，村里的小学倒闭了，因为只剩下三个学生，老师也不愿意来了。那三个学生只能去镇上上学，每天要走十几里山路。我看着那些孩子，就想起我家俩娃，要是他们也只能去镇上上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男人总说，等再干几年，就把我和娃接到广州去，可我知道，那不容易——广州房租贵，生活成本高，我们这些农村人，想在城里扎根太难了。

前几天傍晚，我又看见老周和狗蛋他们蹲在墙根下抽烟。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看起来孤零零的。老周看见我，笑着打招呼：“莲姐，做饭呢？”我点点头，问他们吃了没，他们说还没，等会儿煮点面条就行。我邀请他们来家里吃，他们还是拒绝了。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堵得慌——他们这辈子，难道就要这样孤独地过下去吗？

有时候我会想，要是我们村能好起来，交通方便了，有产业了，年轻人愿意回来了，是不是这些光棍们就能娶上媳妇了？可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奢望。我们这些留守妇女，守着家，守着孩子，守着这片土地，可看着村里的光棍们越来越多，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只希望，以后能有更多人关注我们这样的村子，关注这些可怜的光棍们，别让他们一辈子都活在孤独里。

夜色渐浓，村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声狗叫。我把最后一碗菜端上桌，等着娃放学回来。男人今晚要给我打电话，我想跟他说说村里的事，说说那些光棍们的难处。或许他也没办法，可我只想找个人说说——心里的话憋久了，会生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