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西去：杨振宁何以成为杨振宁

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10月18日12时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作为与李政道一起成为首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杨振宁的天资和传奇，如今都迎来尘埃落定的一日。

但杨振宁之所以成为杨振宁，除了先天的天赋异禀外，后天所受的教育也不容忽视。从家庭启蒙到西南联大、再到赴美深造，杨振宁一路走来，不乏引人深思之处。

而他近百年前所受的教育，当下看起来，仍然是可遇不可求。

家学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杨武之的父亲杨克纯是清末秀才，因此杨振宁可算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出身。

1923年春，杨振宁尚不到半岁，杨武之就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去了斯坦福大学，五年后更拿到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学成归国，任厦门大学教授。祖父是国学宿儒、父亲是海归博士，这样的中西文化配置即便在今天也仍然少见。1929年，杨武之受聘清华大学教授，杨振宁就随父母从厦门来到清华园，跟邻居邓以蛰教授的儿子邓稼先成了发小。

杨武之虽然是数学博士，却十分注重子女的传统文化教育，他对孩子们说：“近代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到念中学时再读都不迟，可是中国语文、中国古文一定要从小就学。从小就背诵几篇精彩的古文和白话文、背诵几首诗词歌赋，将来一生都受益。”

在厦门时，杨武之就已经成了杨振宁的家庭教师。既教英文字母ABCDE，也教基本算术和鸡兔同笼，但更多的却是中国传统文化常识，比如历史朝代顺序“唐虞夏商周”、天干地支顺序“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还有易经八卦取象歌“乾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

到了十岁时，杨武之已经知道杨振宁的数学能力很强，换作常人，这时已经急不可待地开始教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了，但杨武之没有。

杨武之请历史学家雷海宗介绍一位高徒给杨振宁讲《孟子》，而给杨振宁上课的丁则良后来也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初一和初二的两个暑假，杨振宁背完了一本《孟子》。

这让后来跟他一起考入西南联大的许渊冲很是羡慕，“我的历史知识却是听乡下大伯讲《三国》、自己看《说唐》等书得来的；至于《孟子》我只会背开头一句‘孟子见梁惠王’和‘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我是学文的，他是学理的，这样一比，更看得出差距多么大了。”

杨振宁也常常去翻杨武之书架上的英文和德文数学书，但因为外文程度不够看不大明白。他多次去问杨武之，杨武之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西南联大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杨振宁和兄弟姐妹于次年随父母南下昆明，入住文化巷11号。同居一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西南联大教授邻居，还有文史系的施蛰存、吕叔湘和外文系的钱钟书。9月，16岁的杨振宁以同等学力考入西南联大，两万多考生中名列第二。

虽然是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但西南联大继承了清华把国文作为大一学生必修课的传统，而上基础课的基本全是当时的第一流学者。因此杨振宁虽然是物理系，但也和其他文科生一样在大教室里听课，听闻一多讲《诗经·采薇》、陈梦家讲《论语》、朱自清讲《古诗十九首》、刘文典讲曹丕的《典论·论文》、唐兰讲刘知几的《史通》、魏建功讲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文系教授轮番讲课，每人两周每周三学时。

也可以听外文系的课，钱钟书、陈福田和外文系系主任叶公超的课，杨振宁都上过。叶公超要求很严，考试要求高、分数也给得紧。许渊冲后来回忆，“一小时考五十个词汇、造五个句子、答五个问题，还要写一篇英文短文。杨振宁考第一，才得八十分；我考第二，只得七十九分。”

而从进入西南联大以来，杨振宁就开始读英文原版小说。第一本是英国小说家斯蒂文森的《金银岛》，第二本是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后来杨振宁念西南联大硕士时朝夕相处的同学黄昆，这位后来的物理学家、北大教授、中国半导体技术的奠基人，也是原版英文小说迷。因为当时的学业压力对杨振宁而言不算大，他甚至还学了德文，“成绩很好。”

一方面，当时的西南联大实行的是清华校长梅贻琦极力倡导的通识教育，“大学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因此西南联大允许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择课程，在校内转系转专业也很容易。另一方面，由于特殊时期造就的三校联合，又使得西南联大的院系实力堪称空前强大，以杨振宁就读的物理系为例，哈佛剑桥拿到博士归来的教授比比皆是。

严进严出，成了西南联大的特色。在西南联大受过教育有8000多人，最终能正式毕业的本科生只有2000多人。物理系8年里，只培养出69名本科毕业生。杨振宁多年后回忆：

“我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生所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生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天才的泥土

1945年8月28日，抗战胜利后不到半个月，杨振宁赴美深造。十二年后的1957年，他和李政道一起以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作为中国公民首获诺奖。

杨振宁一生成就自然有目共睹，但他在中国所受的教育究竟给了他什么天赋之外的助力？

1995年，杨振宁在与上海大学生谈治学之道时曾提起：

“一个做学问的人，除了学习知识外，还要有Taste。这个词不太好翻译，有的翻译成品味、喜爱。一个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当清楚的Taste。就像做文学一样，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各个科学家也有自己的风格。我在西南联大七年，对我一生最重要的影像，是我对整个物理学的判断已有我的Taste……而这个Taste的成长基本上是在早年。”

杨振宁所言的Taste，来自于中西文化的共同塑造。他既能与邓稼先一起背《吊古战场文》“蓬断草枯，凛若霜晨”，也能用英文写最顶级的物理论文；既能作古体诗，也能把喜爱的唐诗宋词诸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译作英文。杨振宁对于中文英文的驾驭能力，常常被他耀眼的物理学成就而掩盖，时人却往往不知这才是金字塔的基础。后来的物理学教授们英文或者读写无碍，但中文程度或者不及杨振宁远甚，也就没法有杨振宁那种级别的Taste。

后人或许难以估计当时杨振宁李振道获奖时，西方科学界的震惊程度。从1956年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到1957年获奖不到两年时间，在诺贝尔奖颁奖史上当时属于绝无仅有。当时物理学奖得主的平均年龄是50岁，而杨振宁35岁、李政道31岁。为什么是年轻的华裔物理学家引导物理学界迈过历史的门槛，解决了一个“物理学理论根本结构”的问题呢？

《科学美国人》的编辑、著名科学作家马丁·加德纳认为，中国文化速来强调和重视不对称性，他以中国传统的阴阳图为例说明他的思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奇中有偶，偶中有奇；生中有死，死中有生；对称中有不对称，不对称中有对称……”这种不对称性的思想也许早就使杨振宁和李政道收到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影响，使他们比重视对称性的西方科学家更容易打破西方科学传统中保守的一面。

如今杨振宁带着一生荣耀逝去了。他早年曾受过的教育无论是家学熏陶还是大学陶冶，在如今都仍然是易认知易借鉴、难模仿难复制的门槛。杨振宁固然天赋异禀，但没有早年的优质教育，天赋也未必那么容易光芒四射。

毕竟杨振宁两岁那年，鲁迅就在《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里讲过：天才出现的前提，是先有培养天才的泥土。

文/启凌 编辑 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