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教育部原部长，57年说毛主席“好大喜功”，一直享副总理待遇

如果不是毛主席在1958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突然提起，很多人恐怕都不会记得他。

那天，毛主席对在场的张奚若作了不点名的严厉批判，紧接着又加了一句：说这些话的是一位朋友，不是右派。

在那个年代，公开评价毛主席“好大喜功”，无异于在火山口跳探戈，可张奚若不仅说了，还没事，非但没事，毛主席又认为“张奚若是个好人”。

后来，他甚至被周总理列入列入受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中，工资待遇比照副总理。

张奚若，新中国教育部原部长，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如钢铁般直立的知识分子，他的故事远比这一句“好大喜功”要厚重得多。

1973年，张奚若去世，一位值得尊敬的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就此陨落，不过他的一生，犹如一根铁钉，钉在中国知识分子良知与气节的坐标里。

从20岁起，他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那年他加入同盟会，血气方刚，心怀共和。

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张奚若因言获罪，被捕入狱半年，走出牢门，他没有被打垮，反而带着信念远赴重洋，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张奚若（中）

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攻读政治学，宪政理论的种子从此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回国后，张奚若并未躲进象牙塔，而是进入教育部，任局长，又在清华、西南联大讲学，他信奉一个理念：政权若不受监督，必自毁。

在日军轰炸下的西南联大，他在课堂上说出这句话，学生们面面相觑，却也将这句话记了一辈子。

“立即下野才是正道！”

1946年昆明联大的草坪上，张奚若愤然发言，声音盖过了钟声，这并不是年轻气盛的鲁莽，而是一个受尽战乱之苦、对专制忍无可忍的知识分子的决绝，他成为旧政协召开前夜，公开反蒋的代表人物。

面对蒋介石，他从不妥协，1941年国民参政会议上，蒋刚发言，张奚若就尖锐地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黑暗统治，当面痛斥其“专制腐败”。

张奚若为人正直，最痛恨腐败，最终拂袖而去。

王蒂(周培源夫人)曾评价他为“完全是四方的。”形容他是“四方形，撞上就疼。”不是贬义，而是钦佩，像他这样的“硬骨头”，在那个年代实属罕见，尤其是在政坛上。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周总理邀他参与新政协筹备，当时关于国号的讨论争论不休，张奚若说：“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叫中华人民民主国好。有人民二字就可不要民主二字。”

短短一句话，并阐述其意义，随后讨论中，各个代表同意了张奚若的想法，国名就此定下。

他并不是一个只会骂人的理想主义者，他是有能力、有章法、有结果的治国之人。

1952年出任教育部长，张奚若提出：缺钱可以慢，教师水准不能掉，在几次预算会议上，他与财政官员争得面红耳赤，咬死不松口。

高校编制、科研经费，他一分钱都不肯让，他知道祖国可以暂时穷，但教育不能塌。

你很难想象，一个曾经怒斥蒋介石、公开批评毛主席的人，在新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居然能稳如泰山，他的心中有着属于自己的正义，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什么时候该推进改革。

后来，周总理将他列入十二位重点保护人士，工资待遇比照副总理，这是对他人格与才干的真正肯定。

1957年的那句“好大喜功”，在整风座谈会上被原封不动写进纪要，很多人为他捏了一把冷汗，有人提醒他慎言，他却只是轻轻摇头。

怕什么？他一生都在说真话，从美国归来那天起，到1973年病逝北京，他从未低头，他说话快，说话硬，从不迎合，他的风格像他的人：四方形，撞上去就疼。

在我看来，张奚若不能仅仅停留在“副总理待遇”这种表面光环上，他代表了一种极其稀缺的政治人格：既能批评权力，又能服务国家；既不阿谀权贵，也不空谈理想。

他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立场，而是因为对专制的深恶痛绝，他坚持教育预算，不是为了政绩，而是因为对下一代的深切责任。

在那个年代，张奚若用知识与良知活出了尊严，与其说他是一位部长，不如说他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权力的盲点，也照亮了知识分子的底线。

他不是那个时代的边缘人，而是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参照物”。

如今再看他生前的那句“外交无需糖衣”，不禁让人莞尔，他的“真话”不止用在外交，更贯穿一生，他不怕说“不妥”，更不怕说“好大喜功”，他的锋利不是刀子嘴，而是骨子里的清醒与担当。

当今社会，是否还能容得下这样的“张奚若”？或许，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

他不只是历史人物，他是一个时代的标本，其一生，是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最优雅的较量。

张奚若，用一生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资料：

“硬人”张奚若.2013年07月18日10:27 来源：人民政协报
“民国炮手”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上指责蒋介石.2016年02月26日 13:33　来源：人民政协报
张奚若：为新中国国名建言献策.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张焕萍 责任编辑：赵镭饷.2024-01-19 17:3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