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参军入伍，因会写作一路被提拔，退休前是人武部政委

“1974年12月18日，新兵连熄灯前——‘老李，你字漂亮，替我写封家信行不？’”战友王大成晃着油灯凑过来。我点点头，接过那张皱巴巴的信纸，也没想到，这举手之劳竟会一点点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轨迹。

那一年，我十九岁，来自冀中平原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此前的全部资本，不过是一支英雄牌钢笔和在县广播站偶尔露脸的几篇豆腐块文章。可到了部队，情况马上不同：新兵连里高中毕业生屈指可数，能写会算立刻成了宝。第一次深刻体会到“知识就是力量”，便是指导员让我要在全连饭堂朗读自写稿件那一晚。朗读结束，掌声淹没了铁皮饭盒碰撞的嘈杂，我有些懵，心底却腾起从没体验过的自信——原来写字能让人抬头挺胸。

春节前夕，连里筹办文艺晚会，每班必须拿出节目。我憋出一个“三句半”，排练时战友笑得前仰后合。演出那晚，连长笑得最欢。随后，他干脆把我调到连部当文书。很多人觉着羡慕，我却暗暗犯怵：训练场的泥巴还没蹚利索，办公桌就摆在眼前，能行吗？

文书工作的第一道关卡就是训练计划。那会儿还没油印机，只能手刻蜡纸。公司级机关查字迹、查格式，差一点都得推倒重来。对着蓝蜡纸一刀刀刻下去，满屋子石蜡味儿直冲鼻子。刻完第一次，连长说：“不错，有板有眼，别飘。”这句“别飘”我一直记到今天。

真正让我挨到“板砖”的，是给军分区写训练经验材料。我把语文课本里那些华丽词句全用上，自以为“文采飞扬”。结果材料被机关退了回来，仅留一句批语：“空话多，事实少。”说心里话，那天晚上脸真烫。这事儿把我敲醒：部队文章不是歌功颂德，而是要能指导工作。老政治处主任拍拍我肩：“别泄气，脚上沾泥，笔下才有分量。”于是我跟着排长往训练场跑，扒着弹坑看土壤湿度，掐着秒表记射击节奏，晚上再把数据、一手汗渍和硝烟味一起揉进稿纸。第二版材料通过了。几个月后，分区竟把它当范文印发团营，署名“李××”。那天，我悄悄把文件页折成四方，塞进枕头底下，失眠到凌晨。

机会往往连着机会。1976年，河北大地震带来巨大的震动，军区政治部急需宣传骨干记录抢险行动。营部直接点名让我入队。那段日子，白天我扛着铁锹挖废墟，夜里蹲在马灯下写稿。泥浆糊住袖口，稿纸却温热。后来人民日报选登了《废墟上的红旗》一文。报纸寄到连里时，大伙儿围着传看，有人把版面摊在膝头，轻轻摩挲——他们说那是全连的荣誉。其实我知道，那也是每一位抢险官兵的血汗。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部队里学习风气更浓。领导鼓励我报考军事院校，但我自觉文化底子薄，反而把更多精力放在“爬格子”。一年以后，我被破格提升为营部书记。消息下达那天，我跑去训练场找连长汇报。连长说：“别高兴太早，位置高了，字句更得硬。”短短一句话，却像炮声，提醒我随时警醒。

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军营，思想政治工作也悄然变法。宣传科每写一篇通讯，都要贴近经济建设、贴近基层需求。1983年春，我陪同领导到市化油器厂调研。他们推行“在主人位、想主人事、干主人活”的做法让人耳目一新。当天深夜，我借用厂里图书室的木桌，把白天记录的对话、数据和现场小故事串联起来。第二天清早交稿，政治部首长一扫描，说：“李干事，这份材料有温度。”不到一周，河北日报在头版整版刊发。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半个版面的署名，心跳得像点名集合。

写稿多了，难免产生惰性。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给自己加码：要在文体上变花样。新闻稿之外，我开始写评论、写随笔，甚至尝试军旅诗歌。有人笑说“当兵不打仗，写诗干啥”，我笑着回：“把兵味写进诗里，也算战斗。”殊不知，这些文字在后来很多次思想教育课上派了用场。字里行间有了火药味，青年战士听得进，也学得快。

1990年，我已是军分区政治宣传科长。那年冬季点验结束，武器装备入库，我坐在空荡库房写年度总结。手冷，钢笔热，墨迹在纸面泛光。总结写完后，分区首长批示：“贴地气，见真情，可借鉴。”我暗想，自己的“老本行”没荒废，算没给连长、指导员丢脸。

1997年春，我晋升沧县人武部政委。军区政治部欢送会上，我当场写下四行小诗：“爬格写意昨日艰，今朝受命不畏难。但有用武方寸地，愿作老牛去拉纤。”众人鼓掌，我却清楚，新岗位意味着新课题：民兵整组、征兵动员、国防教育……哪一件都容不得半点虚词。我索性把办公桌搬进民兵训练场一角，白天下队检查，晚上归纳情况。后来人武部年年评先进，原因无他，所有工作细节都装进笔记本，再翻成报告、方案、简报，层层压实。

2005年，我到了退役年龄。离队前，整理公文柜，发现满满两格的稿纸、蜡纸、剪报，还有那支跟了我三十年的英雄牌钢笔。握在手里，笔杆早磨得发亮。我没做多余感慨，只在心里默念四个字：“不负当年。”那年三月，我正式退休。很多人以为我会把笔封存，其实恰恰相反。我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退休不退笔。读书、旅行、写稿，成为日常三件套。几年下来，又写了几十万字，题材从军史口述到地方志杂谈都有，刊物加起来装满两大箱。

不久，太极拳把我拉出书桌。早在服役期间，我便跟着一位老政委练过陈式套路。2003年，在省里一次接待任务中，我做了十分钟演示，赢得首长连声叫好。退休后，担任沧州市武术协会常务理事、太极拳协会常务副会长，也是情理之中。白天带学员推手，晚上伏案敲键盘，筋骨与笔力互相成就。我常笑说：“太极调息，写作调心，两件事都能让人长气儿。”

回头看，自己从列兵到政委，靠的并非“命好”，更多是把写作这件小事做到极致。写稿子说到底是验证思考深度，更是检验作风。稿子对路，工作就不走弯路；稿子走心，官兵就信服。写作替我开了门，也时时提醒我：笔尖若离了实践，终究会钝。

如今，每当年轻人问“写作能改变命运吗”，我笑而不答，只从抽屉里掏出那支老钢笔，让他们自己掂掂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