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耗19年，与王安石斗一生，谥号文正！

公元1086年10月11日，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秋风卷着落叶掠过宰相府，书案前一位白发老人的手突然垂落——68岁的司马光，在堆积如山的奏章与《资治通鉴》手稿间溘然长逝。临终前，他仍喃喃叮嘱下属“关注流民安置”，这份勤政与执念，恰是他一生的缩影。

939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读司马光，会发现他早已不是“砸缸救友”的孩童符号：他是耗19年写就“帝王教科书”的史学巨匠，是与王安石展开“君子之争”的政坛标杆，更是古代文臣中仅30余人能企及的“文正”谥号获得者。他的一生，藏着北宋士大夫的精神底色，也藏着穿越千年仍值得深思的人生智慧。

一、少年老成：19岁中进士，却以“迂”为志

司马光的出身，算得北宋“中层官僚家庭”——父亲司马池官至天章阁待制，虽非顶级权贵，却以清廉正直闻名。这样的家庭环境，让司马光从小就浸润在“读书报国”的氛围里，更养成了异于同龄人的沉稳。

流传最广的“砸缸救友”典故，虽未见于正史，却精准勾勒出他的性格：当其他孩童慌乱逃跑时，年仅7岁的他能迅速找到“破缸放水”的解决方案，这份冷静与变通，其实贯穿了他一生的处事逻辑。不过与“机敏”相比，更凸显他特质的，是少年时的“迂腐”——读书读到痴迷时，他会用圆木做“警枕”，一旦睡熟圆木滚动，就立刻惊醒继续攻读；父亲带他游历各地，他不沉迷风景，反而主动向当地老者询问历史掌故，这份对知识的执着，为他后来编纂《资治通鉴》埋下伏笔。

宝元元年（1038年），19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这在“五十少进士”的北宋科举中，堪称“少年得志”。但他并未像同期进士那样追求“快速升迁”，反而主动请求到地方任职——在并州（今山西太原）任通判时，他深入民间了解边患疾苦，写下《论横山疏》，提出“稳边先安民”的主张；在开封任知谏院时，他前后上百道奏折，从“减轻赋税”到“整顿吏治”，每一条都直指民生痛点，甚至敢当面劝谏宋仁宗“勿因私恩滥封外戚”。

有人劝他“别太较真，会得罪人”，他却回应：“为官者若怕得罪人，那百姓该得罪谁？”这份“认死理”的脾气，让他在北宋官场中得了个“迂叟”的号——他自己也欣然接受，还特意写了《迂叟传》，直言“迂者，守道之谓也”。这份对“道”的坚守，既是他一生的荣光，也为他后来与王安石的冲突埋下伏笔。

二、19年磨一剑：从政坛“失意者”到史学“路人”

宋神宗即位后，北宋的“变法”浪潮席卷朝野。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主张通过激进改革充实国库、强兵富国；而司马光则坚持“治天下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认为变法操之过急，会加重百姓负担。

两人的政见分歧，从“朝堂辩论”逐渐演变为“派系对立”。司马光深知自己无法扭转局势，主动请求“外放”，远离政治中心。从熙宁四年（1071年）到元丰八年（1085年），他在洛阳居住了15年，看似从“政坛主角”变成“失意者”，却完成了人生中最伟大的事业——编纂《资治通鉴》。

这部书的编纂，堪称“北宋版大型学术项目”：司马光不仅是“总主编”，还亲自挑选了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位史学名家组成团队，分工明确——刘攽负责两汉，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范祖禹负责唐代。为了保证史料准确，他们搜集了正史、野史、笔记、碑刻等322种文献，仅草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司马光自己则逐字逐句审阅，哪怕一个地名、一个年号有误，都要反复考证。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19年里，他几乎断绝了所有娱乐，甚至在妻子去世后，因无钱安葬，只能卖掉洛阳的薄田——就是这样的清贫与专注，让一部涵盖战国至五代1362年历史、共294卷的《资治通鉴》最终问世。

这部书的价值，远不止“记录历史”：它首次以“编年体通史”的形式，将零散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更在每篇之后加“臣光曰”，直接点评历史得失，为帝王提供治国借鉴。宋神宗读完后，亲自题写书名，赞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后来毛泽东通读《资治通鉴》17遍，还在批注中称其“总结了历史经验，提供了治国借鉴”。直到今天，《资治通鉴》仍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核心文献，而司马光，也凭这部书奠定了“中国通史巨匠”的地位。

三、君子之争：与王安石斗一生，却从未失“士大夫风骨”

提到司马光，就绕不开他与王安石的“变法之争”。但不同于后世某些“党争”的狗血剧情，他们的对立，始终保持着北宋士大夫的“君子风骨”。

两人早年其实是好友——都曾在欧阳修门下学习，都以清廉正直闻名，甚至王安石还曾为司马光的母亲写过墓志铭。但在“变法”这件事上，他们却成了“最坚定的对手”：司马光多次写信劝王安石“放缓变法节奏，体恤百姓”，王安石则回信坚持“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不可半途而废”；朝堂上，他们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争论结束后，仍会互相拱手致意，从不搞“人身攻击”。

最能体现两人“君子风度”的，是王安石罢相后，有人趁机弹劾王安石“贪赃枉法”，司马光却站出来为王安石辩护：“王安石胸怀坦荡，虽政见不同，但绝无贪腐之心。”后来司马光拜相，废除了大部分新法，但对王安石推行的“科举改革”（以经义取士）却予以保留，理由是“此法有利于选拔真正的读书人”。

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在朝堂上直言：“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若能审时度势，未必不是良相。”这份“对手再强，也不否定其人品；政见再异，也不抹杀其功绩”的胸怀，在古代政坛中极为难得。后世学者评价：“北宋士大夫的‘君子之争’，以温公（司马光）与荆公（王安石）为典范——他们争的是‘道’，不是‘权’；斗的是‘政见’，不是‘人心’。”

四、“文正”谥号：古代文臣的巅峰，他为何配得上？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拜相仅半年，就因积劳成疾中风去世。宋哲宗为他辍朝三日，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

在古代，“谥号”是对一个人一生的盖棺定论，而“文正”，则是文臣能获得的最高谥号——整个封建时代，获“文正”谥号者仅30余人，范仲淹、曾国藩等名臣均在此列。司马光能得此谥号，靠的不仅是《资治通鉴》的功绩，更靠他一生坚守的“士大夫品德”。

他的“廉”，贯穿一生——任宰相时，家中仍“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弟子送他一块名贵的砚台，他婉拒道：“砚台虽好，但对我而言，与普通砚台并无区别，何必多此一物？”他还写下《训俭示康》告诫儿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份家风，被后世无数家族奉为圭臬。

他的“忠”，见于细节——晚年主持朝政时，他已年过六旬，却坚持“每日批阅奏章至深夜”，下属劝他“保重身体”，他却说：“百姓还在受苦，我怎能偷懒？”直到去世前，他的书案上还放着未写完的《论役法疏》，字里行间满是对民生的牵挂。

他的“信”，赢得人心——无论在朝在野，他从不说空话、假话，哪怕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也从不隐瞒。有人问他“为官之道”，他回答：“惟诚与信耳——对君诚，对民信，对友忠，此生可无悔。”

苏轼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这样评价：“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自少至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这份评价，恰是“文正”谥号的最佳注解——他不仅是“有才华的文臣”，更是“有品德的君子”。

结语：千年后再读司马光，我们该学些什么？

今天，我们再读司马光，或许不必纠结于他“反对变法”的对错——历史语境不同，评价标准也会变化。但他身上有两样东西，却能穿越千年，仍给我们启发：

一是“专注的力量”——19年编一部书，哪怕远离权力中心，也能把“失意”变成“传世功绩”，这份“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执着，在浮躁的当下尤为珍贵；二是“君子的风骨”——与对手争辩时不人身攻击，身居高位时不滥用权力，清贫一生时不贪图名利，这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底线，是永远的人生准则。

司马光曾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正是这份“坦坦荡荡”，让他从北宋的政坛与书斋中走出，成为跨越千年的精神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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