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维权事件，浮华背后是封建与腐朽

文 | 褐色鸟群

前段时间，《繁花》编剧“古二”在公众号上两年的对《繁花》剧组进行爆料和维权的历程，最终以被封号告终。他通过录音、文字、图片等方式，要求剧组给予编剧署名，并爆料传剧组秘辛。想要以此证明，一，王家卫及一众大佬如何徒有虚名，还支配使唤画大饼，二，自己对《繁花》有重要贡献，后者应该还自己一个名分。

这本是圈内再正常不过的一次维权事件。只不过，本次维权事件由于牵扯人数众多，且涉及王家卫这种在行业内地位尊崇的大佬，所以不仅屡次闹上热搜，也惊动了粉圈饭圈及相关从业人士，各利益关涉方还各执一词长篇大论大有整顿教育、净化行业风气之势。

我们主要能见到的反驳是以下几点，要么讲导演王家卫不是这样的人，要么洋洋洒洒的讲印象中没有古二的功劳，并且指出后者没有过硬证据，且有不少与此事无关的前辈，指出古二没有职业道德。

最终，剧组启用尘封已久的媒体账号发表声明，声称要动用法律武器，古二公众号也被封号，一槌定音，尘埃落定。这突如其来、波及甚广的争论，最终无疾而终的原因，颇为复杂。王家卫这类非常不爱写剧本，喜爱个人发挥的作者导演，编剧只是它创作过程中的辅助品。《繁花》是个非常特殊的集体创作，因而没有绝对具体的“编剧”角色。维权者古二确实未能举出过硬证据，证明他可以署名“编剧”。并且，他犯下了将私下对话录音公之于众的致命错误。

特别是由于最后一点，本快要明朗的形势急转直下，迅速从关乎作品的专业纷争，变成了一场屡见不鲜的道德审判。古二被封号之后，大导及粉丝欢呼雀跃，大有拨乱反正、玉宇澄清之感。不过，显然剧组说好的自证清白，最后也是没了下文。

首先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影视行业中为何维权的总是编剧？过了这么多年，为何总有编剧出来维权？古二与王家卫之争，及类似的编剧维权事件，看上去是关于话语权的争夺，实际上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也颇为棘手头疼的问题。即，前现代的制作模式，与现代工业体系的矛盾。且前者在劳动不受保障、权力不受约束的环境下，最终使得编剧不被尊重的难题。

在教育体制中，这体现为编剧行业师徒制的培养模式。影视工业几乎一切环节都可被标准化、工件化、精细化，唯独编剧不能如此培养。从基础能力来说，写作能力和情感感受能力，并不能被规模复制，这与智力和成绩都无太大关系，也就不能以高考模式培养。

这几年，不少顶级院校开设了为数众多的创意写作专业，几乎成了可有可无的文凭批发工厂。而对文字有更高专业要求的影视工业中，核心的剧情创意、叙事节奏、人物设定，必须要独具匠心且细腻深刻，才能出类拔萃。这就导致了编剧行业“反工业化”特性，注定了它不能通过高等教育撒大网捞大鱼的模式产生。恰恰相反，它只能依靠艺术院校师徒制来实现人才供养。

而影视行业名声虽大，蛋糕又很小，真正的大佬并不屑于到三尺讲台上诲人不倦，而是忙着去业界占山为王。这也就导致了不仅是业界，且学界中也存在的“逆淘汰”现象。大部分学校中，编剧专业的学生，并无法通过课堂获得所有技能，而是要依靠人际关系、家境背景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去各大剧组、各个名家那里尽早适应高淘汰、高强度的行业情况。

在这种“工作即学习”的模糊关系里，编剧的劳动价值被天然矮化。进组整理剧本资料、大纲，就是熟悉创作流程。熬夜修改台词人设，不过是基础技能练习，甚至可以独立完成某几集支线剧情，也可归纳于老师教的好。这些劳动，往往既没有对应的劳务报酬，更没有书面明确的职责，久而久之，无论是学生，还是业界，都形成了“编剧很廉价”的惯性认知。编剧从教育体制开始，就成了“学生”，去哪都是学习，是辅助品和一次性耗材，而带有非“创作者”的自觉。

不管校内校外，这种表面上是学习，实则是工作的师徒制模式，最终结果几近无偿，对学生都是以项目经历为回报。校内老师得以收获“产学融合”的美名，校外大佬也可标榜自身“诲人不倦”的美德。

加上我国影视行业本就是导演中心制，所以以这种风气也从学校逐渐蔓延至业界，两者相互作用，权力不被约束，问题更被无限放大。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师徒制逐渐从过去的广泛存在变为高门槛特殊职业的一种生产形态，只适用于不涉及太多创意性的手工职业，或不介入经济生产的学术研究。

在当前法律法规还不甚完满的情况下，师徒制产生了多种面貌。正面如灯光、摄影、美术等技术工种，也是在师徒制背景下产生。然而，其处理的对象具有固定和客观的特点，掌了多少镜头，打了多少灯，非常好量化统计。负面如在编剧这类高度创意性，环节又非常复杂的集体劳动中，这种精确计量、按劳分配的机制便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导演中心制更使得论功行赏，成了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罗生门。

相对于其他影视工种的高度专业性和可量化性，编剧行业的先天不足，无疑让其处于了弱势地位。加之编剧几乎是一个项目中最早开始，也是经历最为漫长的工作岗位，从大纲到成文，动辄十几稿，文字数十万，耗时三五年。如何认定其中的创作权益归属，如何基于最终成品，判断情节、台词等剧本要素的重要性，是个完全不同于文学作品，也不同于商业利益的棘手工作。

因而，在权责高度不清晰，环节高度复杂繁琐的情况下，编剧行业更显示出系统性的疲态。保护编剧权益，除非是甲方自觉，或者编剧自身咖位大，在现实中，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单个编剧，往往无法有足够脑力、能力组织起浩繁纷杂的剧本。工作室模式或团队模式，几乎成了剧组这套机器能运转的唯一选择。但是实际而言，这种团队合作更多体现为依附性的弱点，而非集体力量大的优点。

人马众多，方便资方逐个击破，利于掌控。人微言轻，方便投资人随时换人，节约成本。精细分工之后，也方便导演和金主随时改动，在剧情中安插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加之影视行业素来无工会加持，无强硬法律法规保障，相关从业者的权益就此成了一纸连空文。

进而，底下小编剧不被认可，掌舵的大编剧面对复杂的权力金钱局势，束手无策成了常态。尤其是娱乐圈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天下苦资本久矣，编剧无论大小，若是没有金主爸爸加持，则完全沦为了传声筒和打字机，处于结构性的弱势之中。

这不仅体现在了具体的行业生态中，在奖项评审是如此，社会文化对影视权力的认知也是如此。奖项评审中，“导演中心制”的偏向几乎是公开的规则。无论在哪里，“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女主角”永远是最受关注的奖项。若是有关编剧，则也是秉持着小作坊式的古老认知，大作必有大佬，大佬在精不在多，只能有一个而非多个，这既利于象征造神，也便于安慰底层牛马。在编剧工作越来越复杂、艰难的当下，奖项设定可以说依然是资本/权力导向，而非尊重集体和具体的贡献。

在古二与《繁花》这一争议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该类生产逻辑的结果。导演中心制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就会是一场噩梦。知名编剧牵头与大导对接，大编剧大导负责把控方向，决定可用内容，小编剧负责前期或细节工作。最终，这些同样也可以称为“重要工作”的创作结果，就成了无关紧要的“铺垫”。

大导和大佬都认为这是给小编剧的学习机会，而并不承认其工作价值。从古二的材料中不难发现，他与其说是争“编剧”这个名头，不如说是反映了某种恶劣的行业生态，即大部分编剧不被认可、不被尊重，且丝毫没有尊严的事实。

并且，影视行业的“计件”工资制度，更导致了众多从业者陷入了无比被动的局面之中。国内编剧行业中，并没有建立有影响力的行业工会，也没有和明星一样提供法务、劳动保障的经纪公司。影视行业的项目制，决定了它按“件”为计量单位，以集数和部数为价值尺度。大导或大佬，也并不会认为编剧前期工作中的设想和尝试有多大价值。而编剧的创意性和艺术性，也必须要完全依靠其它工种实现。这导致了大部分编剧在影视流程中，实则沦为了朝不保夕、手无寸铁的零工与学徒。

写的东西被选上，便是可堪大用。写的没被选上，则是做了无用功。更何况，编剧若无定金，也就基本无经济保障，工作成果也无无客观的价值评估标准。编剧的创意好不好、付出的劳动值不值，对于王家卫这种级别的人而言，全凭他的判断，而非一套明确、统一的行业规则，更不可能基于观众审美和市场反馈。

古二一事，之所以到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步，正是因为这点。事后，《繁花》剧组言之凿凿要披露的材料、剧情创作过程迟迟不披露，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在《繁花》这类非常特殊的影视作品中，有关文字文学资料，完全由王家卫这类功成名就的作者导演认定价值。那么，古二其实并不能“自证”。因此，此次事件中，并无太多同行义愤填膺出来声援的情况，也就便于理解了。

我们都知道，影视圈基本算是个熟人社会，基本依靠人情世故运转。他们能否有饭吃，基本取决于彼此的熟络程度。而零工计件式的报酬分配模式，也使得无数从业者，不仅出头无门，而且敢怒不敢言。长此以往，自身劳动无法被完全承认，权益不被尊重，进而带动整个行业朝着平庸、烂俗的状态发展。

因而，一些事情就非常容易理解了。行业在影片故事层面的衰落，肉眼可见。这几年，到处充斥着同质化的安全表达。古偶剧动辄三生三世、复仇逆袭，甜宠剧总是霸道总裁、傻白甜当道。价值观也集体出现了偏差，无论现代剧还是年代剧，千篇一律进步主义的演讲大赛。无论革命还是现实题材作品，到处最终弥漫着小布尔乔亚味。这固然有整个行业、文化经济环境的大背景，但也可折射出编剧行业疲软的事实。我们不由得发出一个疑问，好编剧去哪里了呢？

答曰：不被重视，另寻出路去了。

编剧行业是近年来环境最恶劣、人才流失率最高的行业。于冬等业内大佬哭天喊地，呼唤不拘一格降人材的事情，早已不是新闻。北京文化传媒公司倒闭者、转行者众多，也是肉眼可见的事实。笔者毕业七年之后，所有从事编剧工作的同学，也都逃离了北京。

相比之下，来钱快的短剧，钱多的游戏，或者文案策划等行业，都比相当不尊重人的影视行业，不啻为更好的选择。当然，如果你有个还在北漂的，住过地下室的编剧朋友，他一定会讲出不少比古二更加精彩的故事。

古二所愤愤不平的也是这点。无非是观众习惯于导演中心制，吹捧大导与明星，而自己和无数小编剧付出的创意劳动，却像被扔进了垃圾堆。既不被观众看见，也不被制度承认。无非是大导权势滔天，压榨新人，后者做牛做马，肩挑生活助理和编剧工作，还不被承认。

这背后，当然不是个别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这正是影视行业多种前现代机制合力的表现，也是无工会、无行业规范的结果。这让编剧的价值从生产到传播，都被层层稀释，最终沦为可有可无的小角色。

果不其然，事情并没有如古二想的那样发展。什么样的行业生态，就有什么样的舆论环境。争议一出，倾慕于《繁花》中富丽堂皇世界的粉丝们奋而反击，认为大导和大佬并不会如此不堪。剧组同人，则全力维护他们心中的完美艺术家，宣扬前辈德艺双馨，“闹事者”无德无功、胡搅蛮缠。这背后并不是所谓维护“道德”“法律”，而是既得利益者，在冠冕堂皇地传教说书。

这种恶臭和傲慢，倒也不用我们多说什么。久而久之，这种“维护权威、否定维权者”的舆论惯性，会进一步固化行业的前现代机制，加之毫无存在感的法律保障。一种奇怪的心态就出来了。

维权者不能完美无瑕，则必定是错误的、邪恶的。大导是神圣的，必然是无辜的。大佬是如老师一般正义的，肯定是完美的。论证陷入一个又一个循环自不用说，行业水平进一步下滑，风气进一步恶化，不知粉丝们，到时候是哀叹奸邪作祟，还是经济下行呢？

到时候，很多人才会知道，这才是一个比《繁花》更精彩的故事。电视剧只讲了一个小儿科的食利阶层的发家史，而多个不思进取的利益方最终把一个行业，把自己玩砸的故事，才更为深刻和真实，而这样的真实总是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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