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的不是同情,就像公交车,残疾人要的不是免费而是能上去。我们需要的是好用的辅具、能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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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出生于河北保定,先天肢体残疾一级。第六届中共深圳市党代表、深圳市残联理事、主席团委员、澳门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任深圳市康复辅助器具智能技术应用协会法人会长。
在深圳北站熙攘的人群中,刘海军滚动轮椅停在综合服务中心前。1.5米高的服务台像一堵墙,完全遮挡了坐着的他。“我需要改签车票。”他提高音量。柜台后的工作人员闻声站起,目光越过台面扫视:“人呢?”
这不是独属于刘海军一人的困境,刘海军通过各种方式呼吁3年后,2025年7月,高铁站锯掉了30厘米台面。“现在他们能看见我的眼睛了。”他拍着改造后的木纹台面说。这块被削矮的木板,成为中国无障碍建设进程中微小却坚硬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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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非典肆虐时,先天无法行走的河北青年刘海军背着背包、架着拐杖南下深圳。彼时他刚关掉老家的中医诊所,怀里揣着仅有的几百块钱,心里却揣着一个模糊的念头:“去找个能让自己活下去的地方。”
在陌生的深圳,刘海军遇到5个和他一样想靠自己活下去的残疾人。其中的李虹,北大物理系毕业生,正对着电脑屏幕敲代码,重症肌无力让他的手指抬起来都费力,屏幕上的程序却写得比谁都利落。“不是我们需要照顾,是行业需要我们。”李虹说话时气息很轻,眼神却很亮,“咱们这群人,坐得住、学得久,搞软件正好。”
几个胸怀梦想的残友成了一个创业小团队,从做网站逐渐到复杂软件外包。中医药大学毕业、没学过计算机的刘海军成了这个团队的 “超级打杂人”,做过 HR销售,管过办公室财务,后来又挑起总经理的担子。他很快发现,李虹说的 “坐得住、学得久”,正是软件行业最缺的东西。当时的软件外包公司普遍头疼一个问题:刚培养出的熟手常常跳槽、说走就走,导致项目交付频频卡壳。但他们团队里的残疾伙伴,行动不便却更加珍惜工作机会,几乎没人跳槽。“有个双下肢截肢的工程师,干了 8 年,大公司的人3次来挖他,开3倍工资,他都笑着摆手拒绝。” 刘海军记得很清楚,“他说‘我在这不用爬楼梯,有食堂有宿舍,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2009年,残友软件拿到 CMMI5 级认证,这是全球软件领域的顶级认证,当时全深圳只有他们一家。他们带领团队拿下了知名公司的安全模块项目——那是需要防止黑客入侵的核心技术,竞标时击败其他公司团队。“别人以为我们靠同情,其实市场是客观的,也是现实的,只有我们技术过人,才会真正被认可。” 刘海军将这称为残疾人的“优势视角”,“在旁人看来,行动不便是我们的劣势,但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面向电脑屏幕工作,爱学习坐得住肯吃苦还更稳定,这是我们的优势。只要不断发现各种残疾类别的优势所在,就能帮更多残疾人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后来他们拓展业务,把“优势视角”用到了更多地方。在喀什,他们带领说不好汉语的少数民族残疾人开印刷厂,这些伙伴眼神好、手稳,印出来的材料非常整齐。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和阿里巴巴合作的“云客服”项目。2015 年,阿里的人找到他们,说线上客服流动性太大,一般人干不了3个月就烦了。“我们的伙伴不一样,” 刘海军解释,“一个卖鞋的店,天天有人问‘有没有 45 码’,其他人答10遍就炸了,但咱们的伙伴觉得,每一个问问题的都是新面孔,声音不一样、方言不一样,都是新鲜事。”这个项目后来扩展到1万多残友,很多人第一次知道,自己坐在家里敲键盘,也能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因为这些工作,他们不仅拿了首届中国社会创新奖,更荣获国际首届社会企业金奖,基于优势视角的残疾人就业模式还写入了哈佛商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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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刘海军受邀去上海一个知名大学讲课,离演讲还有半小时,他突然想上厕所。4个同事推着他的轮椅,在中央商务区的高楼间转了快 20 分钟,可问遍了保安、店员,愣是没找到一间能用的无障碍厕所。“最后实在憋不住了,”他说这话时没什么表情,像在说别人的事,“同事在路边服装店买了套新西装,我就在消防通道里换的衣服,脏衣服塞进包里,拉链都拉不上。”上台时,台下一百多个学生盯着他笔挺的西装,没人知道他刚经历了什么。他没讲准备好的 PPT,只指着自己的轮椅说:“我能开车去西藏,能爬八达岭长城,却在上海最繁华大都市的市中心,被一间厕所困住了。”
那天的经历像根刺,扎得他睡不着觉。后来他做了残友集团总经理,工作稳稳当当,可他还是递交了辞职信。“有人说我傻,放着现成的好日子不过,非要啃硬骨头。可我知道,残友解决了‘有活儿干’的问题,但‘走出去’的问题不解决,大家还是被困在家里。”
他重点提到飞机。“国内航班没有机舱内的窄轮椅,我坐五个半小时飞机去喀什,提前一天就不敢喝水,全程更是不吃不喝,因为去不了洗手间”他掰着手指算,“国内飞国际航班都有,为什么国内航班没有?” 他们到处争取,得到的回复不是“航司有规定”就是“在研究”。“后来我想通了,光呼吁没用,得让他们看到,无障碍不是负担,是能落地的技术和标准。”
虽然飞机窄轮椅的事情暂时还没有得到解决,但刘海军仍在积极联系各大航司和相关部门,希望机舱内的无障碍也能得到相应的重视。这为他后来重新创业,致力于科技助残和无障碍改造种下了一颗“种子”——因为自己体会过残疾人的难,所以更想为大家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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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军做的事,总带着一种“从痛点里找机会”的巧劲。2016 年他再次创业时,市面上的残疾人辅具还停留在“能凑合用”的水平:“不是企业不想做,是他们不知道我们真的需要什么,”他说,“我们得搭个桥,让需求和技术对上。”基于这样的理念,刘海军创建深圳康复辅助器具智能技术应用协会,先后促进三百多家高科技企业关注残疾人需求,接待中组部、科技部、全国政协、中国残联等中央省市领导的关注考察,举办上百场需求对接沙龙、投资对接沙龙与技术应用协调会,驱动数项国家标准立项,受邀协办深圳国际智慧养老产业博览会、深圳智能辅具设计大赛评委以及全国多个区域的无障碍和适老化应用的解决方案支持单位。协会里没有残疾人,全是医疗、物联网、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和专家。“有人说,‘你们协会咋没残疾人’?”他笑,“专业的事得让专业的人干,我们负责连接精准需求,高科技企业和团队负责搞技术,这样才能做出真东西。”无障碍不仅仅是社会上一小部分人的事,它的涉及面非常广,包括残障人士、老人、孕妇、婴幼儿、阶段性损伤者、慢病体弱者、异性家属陪护,等等。
有次刘海军去开会,一群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在会后讲述自己的困境:“孩子进商场容易跑丢,定位器在屋里没信号,最重要的是,分不清楚楼层,有时候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定位里的小人儿越走越远。”他想起合作过的有国防科技大学背景的一家科技公司——这家企业原本做森林防火定位,雷达技术能在密林里找到人。“你们能不能把这技术改改?让它在超市里也能用?”
他和团队找到公司的负责人,带他们和家长们详细沟通。3个月后,新产品出来了。通过高科技技术,哪怕孩子躲在商场货架后面,家长手机上也能显示“二楼玩具区东边第三排”,误差不超过半米。“现在这产品不光能给孤独症孩子用,养老院也可以,以防老人在楼里迷路,” 刘海军说,“这就是把‘小众需求’做成‘大众市场’。”
聋人的“视觉门铃”也是这么来的。很多残联都反映,聋人听不见门铃声,总错过快递和访客。他们协会有家产品代工的企业,做了个解决方案,在厨房、卧室、厕所等每个房间装了灯条,门铃响了全屋绿灯齐闪,连浴室的磨砂玻璃都挡不住光。“这才是好辅具,不用教,一看就懂。”
这些年,刘海军见证了很多科技助残与智能辅具的优秀项目。他们还与中国汽车企业龙头共同制定了福祉车轮椅稳定装置的国家标准,为福祉车标准化的广泛推广使用奠定基础。
刘海军说,科技助残一方面是让残疾朋友共享现代科技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一定是核心关键创新技术实现产业化,并能进入到每一个残疾朋友的日常生活中,提升残疾朋友的生活质量,不是仅仅在展会的“黑科技”。
人工智能、大模型、高性能芯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能源、新材料的技术成熟并广泛应用为科技助残与智能辅具实现无障碍化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有人说我们做这些是‘行善’”, 他摇摇头,“不是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同情,就像公交车,残疾人要的不是免费而是能上去,我们需要的是好用的辅具、能走的路。这些东西,得靠技术、靠标准、靠专业、靠大家一起琢磨,才能做出来。这就是智能辅具的力量——它不能改变我们的身体,却能让我们的生活,和所有人一样幸福美好,自由自在。”
来源: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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