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十万大军闯东北，用的是什么名义？都有哪些部队和名将？

1945 年 8 月，苏联红军歼灭关东军主力后，东北这块占全国工业产量 60% 以上的战略要地，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中共中央从七大起就定下 “派 20 到 30 个旅开赴东北” 的预案，随着抗战胜利，十万大军闯关东的行动迅速展开，其部队构成的复杂性与将领调配的紧迫性，构成了这段历史的鲜明特色。

而由于当时的东北九省（民国后期划分）尚处于苏联军队代管的状态，所以我党先头部队多是打着“东北义勇军”的旗号行进的。

最早踏上东北土地的是两支特殊部队。8 月 11 日朱德总司令发布第二号命令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 1.3 万官兵分三路北上，其中曾克林、唐凯率领的 4000 人前梯队堪称急先锋。他们绕开山海关日伪军，先取前所车站，再联合苏军回攻山海关，用迫击炮轰开城门的激战中，战士搭软梯登城的身影成为闯关东的最初印记。更鲜为人知的是，周保中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早于他们行动，6 月就随苏军备战，8 月 11 日跨越黑龙江返回，57 个城市的卫戍副司令岗位上都有抗联干部，他们凭借与苏军的长期协作基础，为后续部队衔接铺路搭桥。

主力部队中，山东军区贡献了六成兵力，6 万大军分海陆两路北上。海路堪称艰险，胶东军区在崆峒岛、长山列岛肃清伪军，设立兵站保障通航，肖华率 1000 人在大连老虎滩登陆时，连临时驻地方位都需与苏军反复沟通确认。

陆路行军同样艰苦，梁兴初的第 1 师 7500 人从山东徒步至锦州，鞋底磨穿时只能用破布包裹双脚继续前进。这些部队带着敌后作战的成熟经验，吴克华的第 5 师、罗华生的第 2 师刚到营口、鞍山就接手防务，杨国夫的第 7 师直接投入山海关保卫战，万余人面对国民党两个美械军，因弹药补给不足、各部队协同尚待磨合，最终按部署撤退。

新四军第三师是进军距离最远的劲旅，黄克诚带着 3.5 万人从淮安出发，徒步两个月抵达锦州。这位日后的开国大将刚到东北就如实汇报，反映部队面临 “无党组织、无粮食、无鞋袜” 的 “七无” 困境，这份务实判断直接为后续战略调整提供了重要参考。他麾下的刘震、洪学智后来成长为四野骨干力量，而这支部队携带的迫击炮、重机枪，在当时东北我军 “三人一支枪” 的装备窘境中，堪称宝贵的重火力支撑。

将领调配充满战略考量的紧迫性。8 月 25 日延安一架美军运输机里，挤着林彪、刘伯承等 18 位高级将领，毛泽东原定派林彪前往山东，中途根据东北局势变化改令其转赴东北，正是看中他统筹党政军民工作的综合能力。

罗荣桓拖着病体率山东军区机关北上，11 月抵达沈阳时，面对的是番号杂乱、装备奇缺的各路部队，他连夜制定干部分配方案，将山东干部有序派往各县建立基层政权。曾克林则展现了基层将领的灵活性，在沈阳与苏军交涉驻军权时，反复申明部队归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最终促成苏军同意入城驻防，十天内就将部队从千人扩充至两万。

值得注意的是 “未赴东北的名将” 群体。许世友作为山东海运总指挥，圆满完成 6 万大军的跨海输送任务，后因山东敌后防务重任在肩未能随行，成为其军旅生涯中的一段遗憾。陈赓、叶飞、杨得志的三个主力纵队曾接到驰援东北的命令，陈赓纵队甚至在同蒲路作战中临时调整部署，但山海关失守后，中央根据局势作出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的战略调整，这些部队最终分别成为二野、三野的骨干力量。

1945 年 11 月底，各路部队陆续抵达，总数达 11 万人，加上 2 万地方干部，形成名副其实的 “十三万大军”。沈阳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时，面临的是典型的 “多元编成” 局面：山东部队多持日式步枪，新四军携带华中造手榴弹，陕甘宁来的 359 旅分队还装备着老套筒，平均三人一支枪的困境被黄克诚写入上报中央的电报。但正是这种多元构成，让东北部队兼具山地游击战（山东部队）、水网地带作战（新四军）和寒区生存（抗联）的经验优势，为后续剿匪作战和根据地建设奠定了基础。

至 12 月，大军已按部署分散至东满、西满、北满，杨国夫的第 7 师在肇东开展剿匪工作，黄克诚部在阜新建立临时补给点，曾克林的部队在本溪构筑防御阵地。此时的东北战场，虽未迎来辽沈战役的壮阔篇章，却已在十万大军的坚实脚印里，埋下了后续扭转全国战局的重要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