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诺奖的十二个启发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本文转载自10月16日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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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经济学家，但是印证这几个理论的现实版本在中国。当下在政策上、思想上对这次诺贝尔经济奖获奖的理论，应该要有一种深入的探讨。

目前中国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形成。过去接近15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在滑坡，但是我们在高速增长奇迹的基础上，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奇迹，即全新的创新体系已经出现。

这种奇迹出现以后，对于下一步创新驱动的增长可以从诺奖里面得到以下启发：

一，必须将文化因素纳入到中国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

二，知识积累十分重要，但如何从经验导向和实践导向的指令性知识、操作知识上升为命题性、科学性知识的关键，因此过度商业化的知识积累是难以为继的，基础研发更为重要，是持续创新的核心。

三，在创造有用知识的进程中必须提防盖提尔悖论，即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并非知识的充分条件。

四，中国成功实施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和产业快速高端化奇迹，中国工业启蒙，特别是创新启蒙还没有完成。一方面有用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是社会创新的关键，另一方面两种知识的交互，学者与工匠、人文与科学的结合十分重要，新价值观体系的入脑入心是成功的保证。

五，知识分子的躺平、思想创新的停滞以及伪知识的泛滥，是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最大敌人。

六，必须培育两种企业家，进行两种思想的创新。以大科学家和文化普及的文化企业家十分重要，价值观的塑造和新技术创新体系同样重要。

七，竞争与创新将演化出大量的超级企业，企业的大型化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不能大型化中出现批量地打造出科层化的企业官僚。

八，必须充分认识到繁荣必须以创新破坏为基础，不仅要打造有利于创新的竞争环境，同时必须打造有利于失败者出清的退出机制，包容失败和永保胜利同样重要，创新驱动协经济增长模式必须构建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

九，中国快速迭代升级和加速赶超决定了其创新性破坏的频率和叠加效应更大，这需要我们在分享创新收益的同时，更大程度构建生态创新成本的社会体系。

十，倒U型的竞争与创新关系决定了必须平衡阿罗效应与阿吉翁效应，适合中国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市场结构并不是完全竞争，也不是完全垄断，更不是内“卷”型的恶性竞争，平衡两种效应的垄断竞争模式具有适宜性，因此目前通过反内卷运动打造适宜的市场结构和竞争模式十分重要。

十一，基础研发的提升不仅仅依靠新型举国体系的战略深化，更来源于对自由学术氛围的营造和知识内去模式的价值体系构造。

十二，必须重视创新的各种直接成本和社会成本，避免简单的技术乐观主义，但同时也要防止技术焦虑症，避免各种卢德主义的困境。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已经形成，但是希望在知识市场的形成过程中，通过有效竞争和开放，再来一次创新启蒙，使新发展理念的价值观深入人心，那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就能够持续进展，中国梦、民族复兴也就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