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上海当保姆10年,被冤枉偷黄金项链辞退,到家后打开行李箱愣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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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项链在哪儿?”

雇主顾晓曼的声音像冬天窗户上的冰碴,又冷又硬,扎得陈玉兰心口生疼。

“你跟我十年,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把它拿出来,工资我照付,你走。”十年光阴,原来就值这么一句冰冷的话。

陈玉兰看着眼前这个自己伺候了十年的女主人,看着她脸上毫不掩饰的怀疑和厌恶,嘴唇哆嗦着,只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

“我没拿。”本以为这三个字是她最后的尊严,却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

当她提着那个破旧的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踏上归途时。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真正能让她彻底崩溃的东西,早已被放进了箱子里...



上海夏天,陈玉兰五点钟就醒了,比窗外第一声鸟叫还要准时。

她身上那件灰扑扑的短袖衫已经被汗浸得贴在背上,但她顾不上这些。

厨房是她的第一个战场。

小火熬着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米油的香气是这个家里最早苏醒的灵魂。

她熟练地从冰箱里拿出两片吐司,放进烤面包机,又打了两个鸡蛋,只放一丁点盐,在平底锅里煎成嫩黄的太阳。

“童童,起床了。”她走进顾童的房间,声音放得又轻又柔。

十二岁的男孩在空调被里蠕动了一下,发出模糊的呓语。

陈玉兰不催他,只是把他的校服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床头,然后拉开了窗帘的一角。

金色的阳光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切开了房间的昏暗,正好照在顾童的眼皮上。

男孩皱着眉,终于不情愿地坐了起来,头发乱得像个鸟窝。

“兰奶奶,我不想上学。”他揉着眼睛,带着没睡醒的鼻音撒娇。

“快点,粥要凉了。今天有你最喜欢的煎蛋。”

陈玉兰一边说,一边拿起梳子,蘸了点水,耐心地帮他把头发梳理整齐。

她的动作很慢,像是对待一件易碎的瓷器。

这个孩子是她从两岁带起的,他的每一根头发,每一个表情,她都比他亲妈顾晓曼还要熟悉。

顾童乖乖地让她梳头,然后突然凑到她耳边,像说一个天大的秘密:

“兰奶奶,我昨天看到你捶腿了,是不是又疼了?我把我的储钱罐给你,你去买药。”

陈玉兰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又酸又软。

她摸了摸顾童的头,笑了笑:

“奶奶没事,老毛病了。你的钱留着买变形金刚。”

她把他领到餐桌前,顾晓曼已经坐在那里了。

这位女主人总是起得很早,妆容精致,身上散发着一种冷冽的香水味。

她正在飞快地滑动着手机屏幕,眉毛微微蹙着,仿佛全世界的麻烦事都在那块小小的玻璃上。

“玉兰,”她头也不抬地发号施令,“我的那件真丝衬衫熨好了吗?今天开会要穿。”

“熨好了,太太,就挂在衣帽间第二个柜子里。”陈玉兰恭敬地回答。

“嗯。”顾晓曼应了一声,算是知道了。

她看了一眼儿子的早餐,又皱了皱眉:

“怎么又是煎蛋?跟你说过多少次,早上吃得太油腻不好。”

“妈妈,我喜欢吃。”顾童小声反驳。

“你喜欢有什么用?你这个年纪要注意营养均衡。”

顾晓曼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权威。她把一杯牛奶推到儿子面前:

“把这个喝了。”

陈玉兰没说话,默默地转身回了厨房,把早就准备好的温牛奶拿了出来。

她知道顾晓曼的脾气,就像知道上海的梅雨季节什么时候会来一样。

在这个家里,她是一台运转了十年的精准机器,负责打理一切,也负责吸收掉所有多余的情绪。

从一个两室一厅的小房子,换到如今这个能看到江景的大平层。

她见证了这个家庭的飞黄腾达,也见证了顾晓曼的笑容越来越少,脾气越来越大。

她丈夫周先生常年出差,一个星期也难得回来两天,回来也是说不上几句话。

这个家,实际上就是顾晓曼、顾童,和她陈玉兰三个人的。

有时候她会恍惚,觉得自己好像也是这个家的一部分。

但顾晓曼一个眼神,就能让她立刻清醒过来——她只是个保姆。

十年,足够一个孩子长大,也足够一个女人的腰身变粗,双手布满老茧。

她把最好的十年都耗在了这里,为了给老家的儿子攒钱娶媳妇。

她已经不记得家乡的田埂是什么样子了,只记得顾童小时候软软地喊她“奶奶”的样子。

她看着顾童的背影,男孩的肩膀已经开始变得宽阔,很快就不再需要她牵着手过马路了。

陈玉兰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风穿过的一个洞。

风暴来临前,空气总是异常的沉闷。

那天下午,顾晓曼提前回了家,脸色阴沉得像暴雨前的天空。

她一进门就踢掉了脚上的高跟鞋,烦躁地扯了扯脖子上的丝巾。

“玉兰!玉兰!”她的声音尖锐而急促。

陈玉兰正跪在地上擦地板,听到喊声赶紧拿着抹布站起来,小跑着过去:

“太太,怎么了?”

“我那条金项链呢?就是我婆婆送给我的那条,上面坠子是叶子形状的。

”顾晓曼站在卧室门口,双手叉腰,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

“项链?”陈玉兰愣了一下,“不是一直在您的首饰盒里吗?”

“要是还在我用问你吗?!”顾晓曼的音量陡然拔高,“你今天打扫我房间了没?有没有动过我的梳妆台?”

“打扫了,太太。但我只用抹布擦了擦台面,您的首饰盒我从来不敢碰的,您知道的。”

陈玉兰的心开始往下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她。

那条项链她见过,粗重,金灿灿的,据说是顾晓曼结婚时婆婆给的传家宝,值不少钱。

顾晓曼狐疑地上下打量着她,那目光像两根针,扎得陈玉兰皮肤生疼。

“家里没来过外人,东西不可能自己长腿跑了。你再好好想想,打扫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红色的丝绒盒子掉出来?”

“真的没有,太太。”陈玉兰摇着头,手里的抹布被她攥得紧紧的,指节都泛白了,“要不您再仔细找找?会不会是您参加宴会的时候,随手放在哪个包里了?”

“我的事情不用你来提醒!”

顾晓曼不耐烦地打断她,转身又冲进衣帽间,传来一阵翻箱倒柜的声响。

衣服被扔到地上,包包被一个个掏空,整个房间一片狼藉。

陈玉兰站在门口,手足无措。她想进去帮忙,又怕惹得顾晓曼更加烦躁。

空气里弥漫着昂贵的香水、皮革和樟木的味道,却压不住那股越来越浓的火药味。

她在这个家十年,第一次感觉到一种刺骨的寒意。

那不是来自空调的冷风,而是来自人心的冰霜。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像是被一层看不见的低气压笼罩着。

顾晓曼不再和陈玉兰多说一句话,但她的眼睛却像探照灯一样,时刻黏在陈玉兰身上。

吃饭的时候,她会盯着陈玉兰的筷子;陈玉兰去阳台收衣服,她会装作不经意地跟过去;甚至连陈玉兰上厕所的时间长了一点,她都会冷冷地问一句:“在里面干什么呢?”

这种无声的审问,比直接的打骂更让人窒息。

陈玉兰的背驼得更厉害了,她走路都开始贴着墙边,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

她知道自己被怀疑了。这个认知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她的胸口,让她喘不过气。

周先生出差回来,顾晓曼立刻对他抱怨起来。

陈玉兰在厨房里洗碗,夫妻俩在客厅的对话一字不漏地飘进她耳朵里。

“……除了她还有谁?家里就我们几个人!她儿子不是快结婚了吗?正是等着用钱的时候!”

“晓曼,你别乱猜。玉兰在我们家十年了,不是那种人。”周先生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十年怎么了?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告诉你,这件事没完。我已经想好办法了。”

陈玉兰手里的碗“咣当”一声滑落,掉进水池里,幸好没碎。

她吓得浑身一哆嗦,赶紧关掉了水龙头。

她不知道顾晓曼说的“办法”是什么,但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她像一只被困在蛛网上的飞虫,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只巨大的蜘蛛,一点一点地朝自己爬过来。



那个所谓的“办法”,陈玉兰很快就领教了。

顾晓曼开始变着法子盘问她。有时候是吃饭的时候,状若无意地提起新闻里某个保姆偷窃的案子,然后意有所指地感叹一句“现在的人真是坏透了”。

有时候是拿出一些旧衣服,让陈玉兰寄回老家,然后假惺惺地说:

“你儿子结婚,我们也没什么好表示的,这些衣服虽然旧了,但在乡下应该还能穿穿。”

最让陈玉兰难受的一次,是顾晓曼当着她的面,给老家的亲戚打电话,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让她听见:

“哎呀,最近手头有点紧啊,本来想买个新包的,看来得省省了……家里出了点事,丢了点东西,不大不小,就是心里堵得慌……”

每一句话,都像是一记耳光,火辣辣地扇在陈玉兰的脸上。

她的脸皮被这些话语反复地抽打、撕扯,最后变得麻木了。

她不辩解,也不说话,只是沉默地干着手里的活。

她知道,在顾晓曼心里,她已经被判了刑,任何解释都是徒劳的。

现在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内心的那一点点清白。

顾童是家里唯一还能给她带来温暖的人。

孩子的心思最敏感,他察觉到了妈妈和兰奶奶之间诡异的气氛。

他会偷偷地塞给陈玉兰一块巧克力,或者在她擦地的时候,搬个小板凳坐在她旁边,给她讲学校里的笑话。

“兰奶奶,我妈妈是不是又骂你了?”有一次,他小声问。

陈玉兰摇摇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没有,你妈妈工作累。”

“她骗人!她就是觉得你拿了她的项链!我跟她说了,你不会的,你连我掉在地上的硬币都会捡起来还给我,怎么会拿她的项链?”孩子气鼓鼓地说,“她不信我,她还说我是小孩子懂什么。”

听到这话,陈玉兰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她赶紧低下头,用擦地的抹布胡乱擦了擦眼睛。有一个人信她,就够了。

然而,这份仅有的温暖,也很快被掐灭了。

项链失踪一个星期后,顾晓曼的耐心彻底耗尽。

她似乎是找到了某种“证据”,虽然陈玉兰不知道那是什么。

那天晚上,周先生和顾童都不在家,偌大的房子里只有她们两个人。顾晓曼把陈玉兰叫进了主卧室。

这是陈玉兰第一次在不是打扫卫生的时候,踏进这个房间。

房间里开着冷气,空气里还是那股熟悉的冷香。

顾晓曼坐在梳妆台前的椅子上,姿态优雅,像个审判官。

“陈玉兰,”她终于不再叫“玉兰”或者“阿姨”,“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跟我十年,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捅到派出所去对谁都没好处。”

陈玉兰的心跳瞬间停止了。

“项链在哪儿?”顾晓曼冷冷地问,“你把它拿出来,这个月的工资,我一分不少地结给你。然后,你就可以走了。我念着情分不会让你难堪。”

“我没拿。”陈玉兰的嘴唇哆嗦着,从牙缝里挤出这三个字。她的声音干涩沙哑,像两片砂纸在摩擦。

“还嘴硬?”顾晓曼冷笑一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小的U盘,在手里掂了掂,“你以为我没有准备?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家里装了摄像头。你要是再不承认,我们就一起看看,过去这几天,你都干了些什么。”



摄像头!这三个字像一道晴天霹雳,把陈玉兰彻底击垮了。

她不知道顾晓曼是什么时候装的,也不知道拍到了什么。

但那一瞬间,她感觉自己被扒光了衣服,扔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所有的尊严,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甘,都在这一刻碎成了粉末。

十年,她在这个家里像头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换来的就是这个?

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嗡嗡的耳鸣。

她看着顾晓曼那张因愤怒而略显扭曲的脸,突然觉得无比陌生。

本想大声地喊“我没有”,想扑上去撕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最终,她什么也没做。

她只是挺直了因为常年劳作而有些弯曲的背,用一种近乎死寂的平静说:“好,我走。”

她没有再看顾晓曼一眼,转身走回了自己那个位于厨房旁边的小房间。

房间狭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柜子,窗户对着小区的排风口,终年都有一股油烟味。但这里是她十年来唯一的栖身之所。

她开始收拾行李。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

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一双磨破了皮的布鞋,还有一本她用来记账的旧本子。

她的全部家当,装不满一个行李箱。

顾晓曼跟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沓厚厚的钞票,扔在她的床上。

“这是这个月的工资,还有我多给你的三个月。拿着钱,明天就走,别让我再看见你。”

陈玉兰看也没看那沓钱,她只是有条不紊地叠着自己的衣服。

她的动作不快,但每一下都带着一种决绝。

她把叠好的衣服放进那个用了多年的旧皮箱里,然后拉上了拉链。

“这钱,我不要。”她站起身,拎起箱子,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我没拿过的东西,不能认。这脏钱,我嫌脏手。”

说完,她就往外走。

“你!”顾晓曼气得脸色发青,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门开了,是周先生带着顾童回来了。

顾童一进门就看到拎着行李箱的陈玉兰,和他妈妈铁青的脸,立刻明白了什么。

“兰奶奶!你不许走!”男孩“哇”的一声哭出来,冲过去死死抱住陈玉兰的大腿,“妈妈!你为什么要赶兰奶奶走?她是好人!她不是小偷!”

“你给我回来!”顾晓曼厉声喝道,上前想把儿子拉开。

“我不!我就不!”顾童哭得撕心裂肺,小小的身体因为愤怒和悲伤而剧烈颤抖,“你冤枉她!我恨你!”

陈玉兰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她带了十年的孩子,此刻正像一只保护母兽的幼崽一样护着她。

她低下头,泪水终于决堤。她用粗糙的手摸了摸顾童的头发,哽咽着说:

“童童,听话。奶奶……奶奶要回家了。”

她掰开顾童的手,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去。

身后是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是顾晓曼气急败坏的咒骂,是周先生无奈的叹息。

这一切都被她关在了门后。

当厚重的防盗门“咔哒”一声关上时,陈玉兰觉得,她生命里的一部分,也永远地死在了那间屋子里。

她提着那个轻飘飘的行李箱,走进了上海无边的夜色里,像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孤魂。



回乡的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响了一天一夜。

陈玉兰买的是最便宜的硬座,靠在冰冷的窗户上,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

高楼大厦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连绵的田野和低矮的村庄。

十年了,她就像一颗被风吹到远方的种子,在别人的花园里耗尽了所有养分,如今终于要回到自己那片贫瘠的土地上。

她没有哭,眼泪似乎在离开那扇门的时候就已经流干了。

她的心里空空荡荡,像被大火烧过的荒原。

脑子里反复回响着顾童的哭声,那哭声像一把小小的锥子,一下一下地凿着她的心。

她不恨顾晓曼,她只是觉得荒谬。

十年的情分,原来还抵不过一条金项链的重量。

火车到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她提着箱子,踏上了熟悉的乡间小路。

路边的野草长得比她记忆里更高了,空气里有股潮湿的泥土和腐烂树叶的味道。

老家的房子还是她离开时的样子,青砖黑瓦,院墙上长满了青苔,木门上的红漆已经剥落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儿子在外面打工,儿媳还没过门,偌大的院子空无一人,静得能听见风吹过屋檐的声音。

推开那扇虚掩的木门,一股陈腐的气息扑面而来。

她把行李箱放在堂屋的地上,环顾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墙上还挂着她和已故丈夫的黑白结婚照,照片上的人笑得一脸青涩。

她疲惫地在一张长板凳上坐下,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想把带回来的几件旧衣服拿出来晾晾,透透气。

于是,她蹲下身,拨开了行李箱上那对生锈的铜扣。

“啪嗒”,锁扣弹开了。

她掀开了箱子的盖子。

然而,当箱子打开的瞬间,她整个人都愣住了。

箱子里没有她叠得整整齐齐的几件旧衣服。她的衣服被胡乱地塞在一个角落,皱巴巴的,像一团咸菜干。占据了箱子大部分空间的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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