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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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周秀珍去世的那个下午,阳光刺眼得让人睁不开眼。
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里,空调的冷气让人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陈家两兄弟坐在长桌的两端,中间隔着三米的距离,像隔着三十年的恩怨。
大儿子陈国强穿着笔挺的西装,皮鞋锃亮,手腕上的劳力士在日光灯下闪着冷硬的光。小儿子陈国民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裤脚沾着些许泥点,那是早上在母亲坟前跪了太久留下的痕迹。
律师打开牛皮纸袋,取出那份遗嘱时,陈国强不自觉地坐直了身体。他计算过,老宅子现在至少值八百万,还有母亲存的那些钱,怎么说也该有个五十万。按照法律,他有继承权。尽管这十年他没回过家,但血缘这东西,法律上抹不掉。
陈国民只是低着头,眼眶还是红的。他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母亲走了,这世上最后一个无条件爱他的人没了。
谁也没想到,当律师念出遗嘱内容的那一刻,这个下午会以一个男人的崩溃收场。
故事要从十年前说起。
那年冬天特别冷,周秀珍查出了阿尔茨海默症早期。医生说得委婉:"照顾得好,还能保持几年清醒。但这病会慢慢吃掉记忆,最后连亲人都认不出。"
消息传到陈国强那里,他正在应酬。酒过三巡,他接了弟弟的电话,听完沉默了几秒,说:"我这边工作忙,你在本地,就辛苦你多照顾了。需要钱就说。"然后挂了电话,继续跟客户谈那笔三百万的生意。
陈国民握着手机,站在医院走廊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觉得心里也灰蒙蒙的。他知道哥哥不会回来。从十年前那场争吵开始,陈国强就再也没正眼看过这个家。
那场争吵起因于母亲的偏心。周秀珍供陈国强读完了大学,倾尽所有。等陈国民高中毕业,家里已经空了,他只能去工地搬砖。陈国强毕业后去了深圳打拼,逢年过节才回来,每次回来都要跟母亲吵,说她太抠,说这个家没希望,说自己在外面打拼没人理解。
最后一次吵架,陈国强指着母亲的鼻子说:"你自己选的,以后就让老二养你吧,我算是看透了这个家。"说完摔门而去,这一走就是十年,连电话都很少打。
陈国民不怨。他知道母亲供哥哥读书时有多拼,也知道哥哥在外面混得不容易。只是他没想到,这份照顾会这么重,这么长。
母亲的病情恶化得比预期快。第二年春天,她就开始频繁忘事,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陈国民辞掉了工地的工作,在小区门口找了个保安的活儿,方便随时回家照看。
女朋友刘敏芳因此跟他分了手。那天晚上,刘敏芳哭着说:"国民,我不是不懂事,但你想过没有,我们什么时候能结婚?你妈这病,十年八年都好不了,难道我要等到三十五岁?"
陈国民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句:"对不起,是我耽误你了。"
刘敏芳走的时候是秋天,梧桐叶落了一地。陈国民送她到巷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转角,突然很想哭,但没哭出来。他想,人这一辈子,总要担起点什么。
母亲的记忆像被虫蛀的木头,一点点碎掉。起初她还记得陈国民,会拉着他的手说:"小民啊,你哥什么时候回来?"后来连陈国民都认不出了,见了面就问:"你是谁?你来我家干什么?"
最难的是那些个深夜。母亲常常半夜起来,说要去上班,说孩子还在学校等她接。陈国民只能一遍遍劝,一遍遍解释,有时候劝不住,就陪着她在小区里走,走到她累了,忘了要去哪里,再把她哄回家。
邻居李婶看不下去,劝他:"小民啊,你这样不是办法。你哥在深圳混得好,让他出钱请个护工,你也能喘口气。"
陈国民笑笑,说没事,他能应付。其实他给陈国强打过电话,陈国强每次都说忙,说会打钱,但钱打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及时。
第五年,母亲完全失去了自理能力。陈国民学会了换尿布,学会了做各种软烂的食物,学会了在母亲发脾气打他时不还手。他的手背上常年青一块紫一块,但他从不说。
小区里渐渐传出了闲话。有人说陈国民傻,有人说他是想独占家产,有人说他这辈子算是毁了。陈国民听到过几次,都假装没听见。他不想解释,也解释不清。
那年中秋,陈国强破天荒打来电话,说要回来看看。陈国民高兴坏了,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了母亲爱吃的排骨,又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陈国强是傍晚到的,开着一辆黑色奥迪。他走进屋子,皱了皱眉,房间里有股老人特有的气味,墙角堆着纸尿裤,桌上摆着各种药瓶。
周秀珍坐在轮椅上,浑浊的眼睛看着陈国强,没什么反应。陈国强走过去,叫了声妈,周秀珍歪着头看他,突然笑了,说:"你是谁呀?长得真精神。"
陈国强的脸色变了。他转身对陈国民说:"她都这样了,你还守着有什么意思?送养老院吧,我出钱。"
陈国民摇头:"妈不愿意去,她在家里住惯了。"
"住惯了?"陈国强冷笑,"她现在连你都不认识,还知道什么叫惯?"
"她不记得我,但我记得她。"陈国民低声说,"我记得她怎么养大我们的。"
陈国强沉默了,过了很久,从钱包里抽出一沓钱,放在桌上。"我知道你不容易,这些钱你拿着。但我真回不来,公司离不开我。"
那天晚上,兄弟俩没说几句话。陈国强吃了几口饭就走了,说第二天还有个重要会议。临走时,他看了眼轮椅上的母亲,眼神复杂,最终什么也没说。
陈国民送他到门口,看着奥迪车的尾灯消失在夜色里,突然觉得很累,很孤单。那沓钱他数了数,五千块,够买两个月的药和尿不湿。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陈国民的头发开始变白,人也瘦了一圈。他很少出门,朋友越来越少,生活的半径就是家和小区门口的保安室。
但他也有快乐的时刻。每次母亲难得清醒,叫出他的名字,他就觉得一切都值了。有一次,母亲突然握住他的手,眼神清明地说:"小民,妈对不起你。"那天陈国民哭了,哭得像个孩子。
第八年,陈国强结婚了,在深圳办的婚礼。陈国民没去,不是不想去,是走不开。他给哥哥发了个微信红包,两千块,是他一个月的工资。陈国强回了个谢谢,再无其他。
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发烧感染。陈国民带她去医院的次数多了,跟医生护士都混熟了。护士小张每次看到他,都会多问两句,有时候还会偷偷少收点费用。
"你真是个好儿子。"小张说。
陈国民苦笑:"谈不上好,就是该做的。"
去年冬天,母亲摔了一跤,髋骨骨折。手术需要家属签字,陈国民打电话给陈国强,陈国强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说:"你看着办吧,费用我出。"
"哥,妈可能熬不过这个冬天了,你能回来看看吗?"陈国民的声音有些哽咽。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传来陈国强妻子的声音:"谁啊?快点,饭要凉了。"
"我尽量。"陈国强说完就挂了电话。
但他最终没回来。手术那天,陈国民一个人在手术室外等了六个小时,签了病危通知书,又签了各种同意书。他的手在发抖,那些医学术语他看不懂,但他知道,母亲可能真的要走了。
手术很成功,但母亲再也没能下床。她就那样躺着,一天天瘦下去,像一片枯叶。陈国民请了一个月假,日夜守在病床前,给她擦身,喂药,翻身。
病房里只有仪器滴滴答答的声音,和陈国民偶尔的低语。他会跟母亲说话,说小区门口开了家新面馆,说邻居家的孙子考上了大学,说外面的桂花开了,很香。母亲听不听得见不知道,但他就是要说,像是这样说着,母亲就还在,这个家就还在。
今年春天,母亲走了。很平静,像睡着了一样。陈国民握着她的手,感觉到体温一点点消失,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他给陈国强打电话,说妈走了。陈国强说知道了,说会回来处理后事。
葬礼很简单,来的大多是小区里的老邻居。陈国强穿着黑色西装出现时,有人认出他,窃窃私语:"这就是那个大儿子?十年没回来过,现在倒是来了。"
陈国强听到了,脸色铁青,但什么也没说。他在母亲的遗像前站了很久,眼眶红了,但终究没掉眼泪。
守灵那晚,兄弟俩坐在灵堂里,谁也不说话。烧纸的火光忽明忽暗,照在两张相似的脸上,却显出截然不同的表情。
"这些年辛苦你了。"许久,陈国强说。
陈国民摇摇头:"不辛苦,是我该做的。"
"等遗嘱公布,该你的一分不会少。"陈国强又说。
陈国民愣了一下,苦笑道:"哥,我没想过那些。"
"那你想什么?"陈国强盯着他,"你就没怨过我?没怨过妈?"
陈国民沉默了。怨过吗?当然怨过。怨母亲偏心,怨哥哥无情,怨命运不公。但那些怨气,在无数个换尿布的深夜里,在母亲偶尔清醒的笑容里,在她握着自己手的温度里,都慢慢消散了。
"怨有什么用?"陈国民低声说,"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人守着。"
那天晚上,陈国强失眠了。他想起很多往事,想起母亲年轻时的样子,想起她为了供自己读书吃了多少苦,也想起自己离家时说的那些狠话。他突然很想哭,但哭不出来,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
一周后的下午,律师事务所。
律师念遗嘱的声音很平稳,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陈国强的心里。
"我,周秀珍,在意识清醒时立下此遗嘱。我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有些话想说清楚。
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小儿子国民。当年为了供老大读书,亏欠了他太多。本想着老大出息了,能帮衬着弟弟,没想到......"
陈国强的手紧紧攥着,指甲掐进肉里。
律师继续念:"我的病,是国民一个人照顾的。十年里,他放弃了工作,放弃了婚姻,放弃了自己的人生。我虽然糊涂了,但心里清楚,他吃了多少苦。
所以我决定......"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心跳声。陈国强屏住了呼吸,手心都是汗。陈国民也抬起了头,眼神里有些茫然。
"我决定将名下老宅一套,价值约八百万元,以及存款五十三万元......"
律师翻过一页,抬眼看了看两兄弟,那眼神里似乎有些复杂的情绪。
"全部......"
就在这时,陈国强的手机突然响了,刺耳的铃声打破了寂静。他慌乱地挂断,却发现手在颤抖。
律师重新看向遗嘱,准备念出那个决定性的词。
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年轻女子推门进来,气喘吁吁地说:"等等,我找到了另一份文件,是周秀珍女士三个月前补充的遗嘱附件......"
年轻女子是律所的实习生,她递上一份文件,带着歉意说:"真的很抱歉,这份文件放错了位置,刚才整理档案时才发现。按照法律程序,这是最终有效的遗嘱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