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死后，朝廷清点其遗产，发现房产9处，白银才两万五千两

1885年9月5号，福州下着绵绵细雨，闽江的潮水声听着都没力气。

74岁的左宗棠，在福州军署没了气息。

他临死前三天，还撑着病体写了份《请专设台湾巡抚折》，里面特意提“台湾孤悬海外，是七省的门户，关系国家全局”。

朝廷接到消息很震动，两宫太后下旨追赠他太傅，给了“文襄”的谥号，还让他进昭忠祠、贤良祠，赏3000两白银办丧事，这在清朝，已经是大臣能拿到的最高哀荣了。

但接下来呈上去的遗产清单，让满朝文武都半天说不出话：就9处房产，2.5万两白银，没别的了。

以为是“豪富”，结果是“穷书生”？

当时清朝有规矩，一品大员去世后，得让地方督抚和钦差一起清点家产，怕有人藏私贪墨。

这次负责的是闽浙总督杨昌濬，他早年还在左宗棠幕府待过，很清楚左宗棠一辈子经手的钱有多可观，西征的时候，每年过手的军饷就有800万两，后来主持新疆屯田、甘肃织呢局、福州船政，动辄就是上百万两银子进出。

杨昌濬私下想，就算老师平时清廉，多少也该有些“撑场面的积蓄”吧？结果等藩司、臬司还有福州知府一起打开左府库房，所有人都愣住了。

箱子就12个，里面全是几百件旧衣服；书匣倒有50多个，装的全是这些年的奏稿、舆图和名册；银柜就两个，加起来才2.5万两纹银；房契装了一匣子，共9处，还全是乡下的房子和墓地，没一栋高楼广厦。

清点的官员你看我我看你，生怕漏了什么，又去问家里的亲兵和老仆，得到的答复是家里没窖藏，也没庄票、股票这些，更没开当铺。

杨昌濬后来在奏折里写“臣等再三核查，确实没有隐匿”。

消息传到京城，朝堂上一片叹气声。

军机大臣李鸿藻感慨，左文襄当二十年封疆大吏，留下的东西，还不如京城一个富商办次宴席花的多。

说实话，我看到这段史料的时候都有点意外。

现在有些人哪怕手里过点小钱，都想办法留些“后手”，左宗棠经手那么多军饷物资，最后就这点家底，真的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钱去哪了？一品大员咋这么“穷”？可能有人会问，清朝一品官收入很低吗？其实不是。

清代文官正一品年俸是180两，但从雍正开始设了“养廉银”，像总督、大学士这种级别的官员，每年能拿1.5到2万两。

左宗棠从同治五年当陕甘总督，到光绪七年进军机处兼管兵部，算下来二十年，合法收入至少该有80万两以上。

按说就算平时花得多，也不该只剩2.5万两，这些钱到底去哪了？答案其实很简单，全花在该花的地方了。

光绪元年朝廷决定收复新疆，只拨了200万两银子，可实际打了6年仗，总共花了5230万两。

左宗棠没办法，三次上奏请求“借用洋款”，还拿自己的养廉银做担保，通过胡雪岩向汇丰银行借了1375万两，年息10%，每一笔都是他亲自签字画押。

后来胡雪岩因此破产，左宗棠在私信里说“举债的责任我自己担，不能连累后人”。

除了军费，他还把钱花在了赈灾和公益上。

在西北推行“兵民合种”的时候，光河西走廊就开了240里的水渠，垦了27万亩田，他先后捐了18万两养廉银买种子和农具。

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闹旱灾，他让家人把朝廷赏的2万两“西征凯旋金”全买了粮食赈济，还自己掏了3万两，运了1.2万石粮食到潼关，灾民都叫这粮食“左公粮”。

兰州黄河铁桥（现在叫中山桥）当年造价30万两，国库只拨了12万两，剩下的18万两全是左宗棠用养廉银补上的；新疆第一座机器织呢局、甘肃制造局，还有福州船政的“左公堤”，他都掏自己的俸禄贴补。

后来朝廷为了表彰他“体国公忠”，要给他人世袭的“恪靖侯”爵位，他还辞了，说“我靠清廉得到现在的名声，不想用爵位换”。

反观和他同期的“中兴名臣”，差别就太大了。

李鸿章去世后，家里的《分家合同》写着：田产6万亩，租界房产8处，招商局、电报局这些的股票300万两，现银400万两，加起来约5000万两。

另一个湘系大佬曾国荃，在湖南老家的“大夫第”占地200亩，存银700万两，民间都戏称“九帅半个湖南”。

就算是张之洞，平时以“洋务健将”自居，死后也留下汉口、武昌12处房产，200万两白银。

这么一对比就很清楚了，左宗棠的2.5万两，甚至不够一个七品县令两年的养廉银多。

在晚清那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混沌官场里，他的清廉真的是独一份。

真正的遗产：不是房产银子

左宗棠去世的第二天，福州老百姓就“巷哭罢市”，街上没人做生意，全是哭的人。

沿江500艘渔船都自发系上白帆，晚上停在江面上，船上的灯火像星星一样，看着特别让人难受。

新疆喀喇沙尔（现在叫焉耆）的维吾尔族老人，驮着自家酿的土酒，专门去左公祠哭祭；兰州五泉山的乡绅刻了《左公柳保护碑》，上面写着“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凡我子孙，敢有斫伐者，非我族类”。

现在再盘点左宗棠的“遗产”，有三笔是没法用银子折算的。

第一笔是国土，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占现在中国国土的1/6，要是没有他当年力主收复，这片土地可能就丢了。

第二笔是生态，从潼关到伊犁的官道上，他当年让人种了26万株柳树，现在还有“左公柳”活着，站在路边像卫兵一样。

第三笔是精神，在那个贪官遍地的年代，他用一辈子践行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湖湘信条，让后人知道“封疆大吏可以这么干净”。

1924年梁启超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列“湖南人震撼全国”的名单时，把左宗棠放在第一位，评语就8个字：“廉不言贫，功不言名”。

现在去新疆伊犁河边，还能看到存活的左公柳；在兰州黄河桥头，能摸到“恪靖堤”的古碑；在福州马尾船政旧址，能看到“总理船政大臣左宗棠”的匾额。

每次看到这些，我都觉得，真正的遗产从来不是写在房契、银票上的，而是刻在山河大地和人心深处的。

左宗棠留给自己的，是9处普通房产、2.5万两白银，一份清澈见底的流水账；可他留给这个民族的，是16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故土，是三千里左公柳下，千年不息的春风。

这种“把自己活成标杆”的人，不管过去多少年，都该被记住。

文章里提到的湘阴柳庄现在还是文保单位，要是大家对左宗棠的生平感兴趣，下次可以专门聊聊他早年在柳庄种地、读书的故事，看看这位“清廉名臣”年轻时是怎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