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9月5号,福州下着绵绵细雨,闽江的潮水声听着都没力气。
74岁的左宗棠,在福州军署没了气息。
他临死前三天,还撑着病体写了份《请专设台湾巡抚折》,里面特意提“台湾孤悬海外,是七省的门户,关系国家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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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接到消息很震动,两宫太后下旨追赠他太傅,给了“文襄”的谥号,还让他进昭忠祠、贤良祠,赏3000两白银办丧事,这在清朝,已经是大臣能拿到的最高哀荣了。
但接下来呈上去的遗产清单,让满朝文武都半天说不出话:就9处房产,2.5万两白银,没别的了。
以为是“豪富”,结果是“穷书生”?
当时清朝有规矩,一品大员去世后,得让地方督抚和钦差一起清点家产,怕有人藏私贪墨。
这次负责的是闽浙总督杨昌濬,他早年还在左宗棠幕府待过,很清楚左宗棠一辈子经手的钱有多可观,西征的时候,每年过手的军饷就有800万两,后来主持新疆屯田、甘肃织呢局、福州船政,动辄就是上百万两银子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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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濬私下想,就算老师平时清廉,多少也该有些“撑场面的积蓄”吧?结果等藩司、臬司还有福州知府一起打开左府库房,所有人都愣住了。
箱子就12个,里面全是几百件旧衣服;书匣倒有50多个,装的全是这些年的奏稿、舆图和名册;银柜就两个,加起来才2.5万两纹银;房契装了一匣子,共9处,还全是乡下的房子和墓地,没一栋高楼广厦。
清点的官员你看我我看你,生怕漏了什么,又去问家里的亲兵和老仆,得到的答复是家里没窖藏,也没庄票、股票这些,更没开当铺。
杨昌濬后来在奏折里写“臣等再三核查,确实没有隐匿”。
消息传到京城,朝堂上一片叹气声。
军机大臣李鸿藻感慨,左文襄当二十年封疆大吏,留下的东西,还不如京城一个富商办次宴席花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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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看到这段史料的时候都有点意外。
现在有些人哪怕手里过点小钱,都想办法留些“后手”,左宗棠经手那么多军饷物资,最后就这点家底,真的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钱去哪了?一品大员咋这么“穷”?可能有人会问,清朝一品官收入很低吗?其实不是。
清代文官正一品年俸是180两,但从雍正开始设了“养廉银”,像总督、大学士这种级别的官员,每年能拿1.5到2万两。
左宗棠从同治五年当陕甘总督,到光绪七年进军机处兼管兵部,算下来二十年,合法收入至少该有80万两以上。
按说就算平时花得多,也不该只剩2.5万两,这些钱到底去哪了?答案其实很简单,全花在该花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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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朝廷决定收复新疆,只拨了200万两银子,可实际打了6年仗,总共花了5230万两。
左宗棠没办法,三次上奏请求“借用洋款”,还拿自己的养廉银做担保,通过胡雪岩向汇丰银行借了1375万两,年息10%,每一笔都是他亲自签字画押。
后来胡雪岩因此破产,左宗棠在私信里说“举债的责任我自己担,不能连累后人”。
除了军费,他还把钱花在了赈灾和公益上。
在西北推行“兵民合种”的时候,光河西走廊就开了240里的水渠,垦了27万亩田,他先后捐了18万两养廉银买种子和农具。
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闹旱灾,他让家人把朝廷赏的2万两“西征凯旋金”全买了粮食赈济,还自己掏了3万两,运了1.2万石粮食到潼关,灾民都叫这粮食“左公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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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黄河铁桥(现在叫中山桥)当年造价30万两,国库只拨了12万两,剩下的18万两全是左宗棠用养廉银补上的;新疆第一座机器织呢局、甘肃制造局,还有福州船政的“左公堤”,他都掏自己的俸禄贴补。
后来朝廷为了表彰他“体国公忠”,要给他人世袭的“恪靖侯”爵位,他还辞了,说“我靠清廉得到现在的名声,不想用爵位换”。
反观和他同期的“中兴名臣”,差别就太大了。
李鸿章去世后,家里的《分家合同》写着:田产6万亩,租界房产8处,招商局、电报局这些的股票300万两,现银400万两,加起来约5000万两。
另一个湘系大佬曾国荃,在湖南老家的“大夫第”占地200亩,存银700万两,民间都戏称“九帅半个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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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张之洞,平时以“洋务健将”自居,死后也留下汉口、武昌12处房产,200万两白银。
这么一对比就很清楚了,左宗棠的2.5万两,甚至不够一个七品县令两年的养廉银多。
在晚清那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混沌官场里,他的清廉真的是独一份。
真正的遗产:不是房产银子
左宗棠去世的第二天,福州老百姓就“巷哭罢市”,街上没人做生意,全是哭的人。
沿江500艘渔船都自发系上白帆,晚上停在江面上,船上的灯火像星星一样,看着特别让人难受。
新疆喀喇沙尔(现在叫焉耆)的维吾尔族老人,驮着自家酿的土酒,专门去左公祠哭祭;兰州五泉山的乡绅刻了《左公柳保护碑》,上面写着“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凡我子孙,敢有斫伐者,非我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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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盘点左宗棠的“遗产”,有三笔是没法用银子折算的。
第一笔是国土,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占现在中国国土的1/6,要是没有他当年力主收复,这片土地可能就丢了。
第二笔是生态,从潼关到伊犁的官道上,他当年让人种了26万株柳树,现在还有“左公柳”活着,站在路边像卫兵一样。
第三笔是精神,在那个贪官遍地的年代,他用一辈子践行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湖湘信条,让后人知道“封疆大吏可以这么干净”。
1924年梁启超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列“湖南人震撼全国”的名单时,把左宗棠放在第一位,评语就8个字:“廉不言贫,功不言名”。
现在去新疆伊犁河边,还能看到存活的左公柳;在兰州黄河桥头,能摸到“恪靖堤”的古碑;在福州马尾船政旧址,能看到“总理船政大臣左宗棠”的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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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到这些,我都觉得,真正的遗产从来不是写在房契、银票上的,而是刻在山河大地和人心深处的。
左宗棠留给自己的,是9处普通房产、2.5万两白银,一份清澈见底的流水账;可他留给这个民族的,是16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故土,是三千里左公柳下,千年不息的春风。
这种“把自己活成标杆”的人,不管过去多少年,都该被记住。
文章里提到的湘阴柳庄现在还是文保单位,要是大家对左宗棠的生平感兴趣,下次可以专门聊聊他早年在柳庄种地、读书的故事,看看这位“清廉名臣”年轻时是怎么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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