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人同志,到了南昌,务必把那个人挖出来。”1949年5月18日晚,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灯光微暗,毛主席推开窗子后回身说道。对话只持续了短短几秒,却像投下石子的深潭,激起层层涟漪——20年前的血债,终于有机会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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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人下火车那天,赣江边的暑气正盛。一路车马颠簸,他脑子里回放的却是1928年的山路伏击:当年秋收起义部队正准备北上井冈,突然冷枪齐发,火光把山谷照得通红。七十多名同志在那场夜袭中牺牲,子弹来自遂川县地方靖卫团——背后指挥者,正是地主恶霸肖家璧。
对江西老区的干部来说,肖家璧不仅仅是一个名字,那是一段挥之不去的凶险记忆。这个1887年出生的地主少爷,受过洋学堂教育,却把“枪口对准百姓”当成乐趣。遂川老人回忆:“他打猎不瞄野物,专挑人影。”此话听来残忍,却并非夸张。
1925年,国民党右派在湖南、江西大搞“清党”,肖家璧自告奋勇,被推为遂川县“清党委员会”主席。他手下百来号武装,白天张贴榜文,夜里游村抓人,对被捕者“竹签夹指、火油点脚”是常态。陈正人的母亲就在那时惨遭杀害,刀具竟是屠夫宰猪的尖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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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狠的一幕发生在1927年4月12日之后。四一二政变让大批共产党人被捕,井冈山周边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毛主席率工农革命军从三湾出发,初到遂川就吃了肖家璧的暗亏。侦察员带回情报,毛主席沉声道:“这条地头蛇不拔,井冈难以稳固。”但彼时红军兵力有限,只得把清剿计划暂时压下。
1930至1934年间,红军在遂川一带展开过十余次“围点打援”式剿匪。每当主力逼近,肖家璧就钻进大山,靠熟门熟路的山洞、地窖和族亲掩护逃生;部队一撤,他立刻翻身下山报复村民。时间久了,老乡们暗中起了一个外号——“五毒蛇”,意指嗜血、难缠、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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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长征时期,红军主力远去,肖家璧乘虚而入,甚至扬言要“洗劫井冈旧址”。那几年,井冈山茨坪的烈士陵墓屡遭掘土,木牌墓碑被砸碎。当地群众以石块代碑,顶着风险默默守护,提起此事无不愤慨。
解放战争胜负已定后,中央把“清乡清匪”列入工作日程。罗荣桓元帅给江西前线来电:“土匪不除,民心难聚。”四野安排了精干的31师两个团,配合地方干部布网。此次行动不再四处拉网搜索,而是发动群众——谁提供线索、保证安全种田,谁就能获得公粮减免。
不久有人悄悄找到陈正人:“在石峡岭后面那条废矿洞,白天冒烟,晚上有枪声。”部队立即封山设卡,从三面围堵,另一面则留出斜坡出口。半夜,山洞里的人察觉不对,从斜坡突围,恰好撞进早已潜伏的小分队手中。肖家璧被擒时满身尘土,腰里别着两把短枪,嘴里还喊“再给我一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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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11日,遂川县城西操场搭起木台子,四周黑压压的人群。审判长宣读罪行:杀害革命群众372人,焚毁民房268间,掘毁烈士墓34座。不少受害者家属举着写有亲人名字的白布条,人声鼎沸。宣判死刑瞬间,场面沸腾,有老人哽咽:“报仇雪恨,今天算见着了!”肖家璧面色灰白,双腿止不住打颤,再无昔日凶焰。
傍晚,陈正人给北平发去电报:“恶匪肖家璧,正法毕。”字数不多,情绪却翻涌在每一个电码间隙。毛主席收到电报,默然良久,只说了句:“二十年了,这一页该翻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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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山岭的枪声终于停息,曾经举着菜刀、木棍却抵不过匪枪的农民们再不用担心夜半敲门。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迟到二十年的清算,也为新政权在基层的全面接管赢得了宝贵的信任——百姓相信,哪怕最狡猾的害人虫,也终有落网之日。
肖家璧一案成为江西肃清地方武装的开端。军管会随后推出“登记交枪、就地生产、审酌留用”三条政策,将余匪、散兵进行分化瓦解,效果显著:仅遂川县境内,一个月内交枪人数突破900人。地方干部说,“以前走夜路得绕着山沟,现在连老奶奶都敢挑担子进城。”
剿匪不是单纯“上山抓人”,而是一场关系到政权稳固、群众安全的拉锯战。火力可以制服土匪,但只有群众路线才能真正铲除土匪赖以生存的土壤。事实证明,49年的那次行动不仅清除了积弊,也验证了“人民战争”并非口号,而是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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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当年若不是战事繁忙,肖家璧会不会更早伏法?答案或许是肯定的;然而历史没给早一点的机会,却给了后来者一个完整的范本——任何危害群众的势力,无论潜藏多久,都难逃人民与革命双重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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