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城当老师，没那么吃香了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傅一波

“还要不要做老师？”这个问题，困扰了杨筱两年多。

她曾是江西万年县一所村小的语文老师，教龄7年。两年前，学校因生源不足需按要求撤并，选调去乡、县学校的教师名额有限，她因为没有编制，被告知要自行安排。

杨筱回到县城，一边带托管班维持收入，一边在等待县城里的教师招聘考试。

两年时间，她意识到县城里似乎不缺教师。

一所已被撤并的乡村小学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杨筱所在的万年县，隶属上饶市，位于江西东北中部，至今未通高铁。常住人口不足35万人，县城中心不大，9条公交线路覆盖，连接车站、学校、医院等，约40分钟驶完全程。

据澎湃新闻，万年县出生人口从2008年的7934人下降到2024年的2478人。今年3月初，万年县政府办在答复网友时曾提到，学生规模逐年递减，教师规模将有富余。为此，该县短期内对有富余的相关专业教师不再考虑招聘。

这不是个例。时代周报记者在“问政江西”平台检索发现，今年已有鄱阳县、遂川县、信丰县、上高县在答复称，年内暂未有中小学或幼儿园教师的招聘计划。

据《财经》，截至2025年9月，福建长汀县、江西南城县、江西丰城市、浙江临安区、湖南衡山县等多地提出，要将小学教师遴选转岗至初中任教，以及转岗至其他事业单位的方案。

如湖南衡山县，在9月初发布《2025年全县中小学教师转岗机关事业单位选岗有关工作的通知》，当中提到教师转岗的单位包括当地发改局、民政局、人社局、住建局等下辖单位。

再如湖南新化县。新化县教育局在“问政湖南”平台上回复时提到，根据中小学校师生配置比例计算，目前县里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编制整体上还存在短缺。对富余的小学教师，已经着手开始分流，部分外地籍教师调至外县市工作；有对应教师资格证的小学教师则转岗至初、高中任教。同时，县里在研究小学教师分流至其他事业单位的政策。

近些年来，许多年轻人选择回县城考公考编，教师岗是热门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岗位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是源于家庭和朋友的支持。

那一张教师资格证，曾经是他们在县城体面的筹码。如今，稳定不再是铁律，他们手上的筹码似乎变轻了。

“铁饭碗的光环”

在杨筱的经历里，当老师曾是县里稳妥的选择。

父母常在耳边念叨，女孩子教书育人，是体面又安稳的出路。那时，无论是否有编制，“老师”是体面的职业。

所以，当25岁的她拿到录用通知时，亲戚们轮番夸赞，“有铁饭碗，以后不愁了”。

这种体面，还体现在收入和社会认可上。

杨筱说，在村一级的学校，除了基本工资还有补贴，到手月薪约五千元。比照当时县城的房价，一个月收入能抵上一平米。

县城商业街客流不多，店铺用低价引流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在县城婚恋市场上，“老师”尤其受青睐。杨筱当上老师的第一年春节，被相亲排满了假期。介绍人的话里，三句离不开“老师”，工作稳定、有耐心都是加分项。

没过多久，婚约定下。男方给了三十多万彩礼和“五金”，还添置了一辆崭新的小汽车。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按照当地习俗挨家挨户送麻糍，分享自家喜事。

婚后，杨筱的工作和生活步入轨道。她所在的村小离县城十五公里，学生不到百人，老师不过五六个。每天面对二十多个孩子，她有足够的精力和耐心。

让她真切感受到职业荣誉感的是，班里的学生考上了县城最好的初中。在外务工的家长得知消息后，专程赶回来办了一次升学宴。

这成为杨筱站在讲台的动力。小孩出生后，她就为县城学校的教师招聘考试在做准备——要能回到县城学校任教，她不用在路上奔波，也能多陪伴家庭。

同一个县里，李琳的人生选择也类似。

2019年，她面前有两个选项：到不远的长沙做药企销售，每月收入预估能过万；二是回万年县，捡起师范专业，做一名小学英语老师。

在父母多番劝说下，李琳选择了后者。几年时间下来，她没有后悔做出这个选择。

论工作压力，她说县城小学教育采取“校内教学+作业家长检阅”的双轨模式，老师批改的压力减轻不少；

论收入福利，作为在编教师，她的收入在县里属实算优越——除了工资和假期，她还有补充公积金，算是学校给在编老师的福利。她说，朋友在县里的私企工作，公积金不超过500元/月，她的远超这个数字。

县内一所小学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53岁的胡群在县里从事教育工作超过30年。在他看来，教师一直是县里的热门工作。“30年前，县里能选择的职业不多，大家要么出去打工、做生意，要么就是留下来谋一个‘铁饭碗’。”他说，学校、医院、政府部门，都是大家想挤进去的，直到现在也如此。

他也一样。从村小老师一步步走到县城，职级一路上升。靠着这些年的积攒，过几年退休，应该能在县城过上不错的生活。

“不再是铁饭碗”

不过，县里教师的“铁饭碗”光环，近年开始褪去。

胡群说，近几年间，县下辖的村镇幼儿园、小学的生源开始减少，不少村校关停。

时代周报记者翻阅了万年县教体局网站的公开资料发现，当地学校数量在减少。

2022年初公布的《万年县义务教育学校名录信息表》（包含小学、初中）显示，各类学校共计153所。到2024年9月公布的学校名录里，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类学校数量113所（包含2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2024年公布的学校名录，县域内各类学校263所(包含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职业高中、特殊教育等)，78所备注为“撤销”(包含小学、小学教学点、幼儿园、附设幼儿班)，其中72所位于农村。

根据2024年3月发布的《万年县优化县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工作方案》，除必须保留的外，在2024年8月底前，全县10人以下乡村小规模学校全面优化调整到位，30人以下的基本优化调整到位。

文件中还称，本乡镇义务教育、学前教育教师满足后，如仍有教师结余，则由教体局向县政府请示，并建议县人社、县委编办、县财政等职能部门在政策范围内协调，采取选聘到县城学校，轮岗交流或支教等方式，调整到师资紧缺学校任教。

两个月后，也就是5月27日公布的《关于2024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方案的公示》，2024年秋季学期起对大源镇荷溪小学等23所村完小进行调整。

学校数量减少，教师资源需要因应调整。

两年前，胡群的学校还保持教师编制人数超百人，如今仅剩90余人。他解释称，学生数量减少是直接的原因。离开本校的老师，有的是根据能力调岗，调去其他学校继续做老师，或是调进相关部门，有的则需要自寻出路。

万年县政府教育督导室的一名老师表示，目前确实有一些村级学校合并或撤销，但并非外界传言的全部撤销。有关老师轮岗、选调的情况，县里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配和安排，有的老师会轮岗，也有的老师会选调至其他学校任教。

李琳是调岗的。她是小学里为数不多持有初中教师资格证的老师，今年7月末接到通知，新学期到另一所学校的初中部任教。

在小学的教学任务跟初中完全不一样。小学无非就是安排学生抄写和写简单作文，初中则是要应对教材里的阅读理解和思维训练题。

这意味着她必须要快速提升教学能力。每晚，她都把自己关在书房，翻阅大量的教学参考书，生怕第二天被学生问住。“学生一问问题，脑子就要转得飞快，不然显得不专业。”李琳说。

随之而来的还有教学压力。初中三年学习事关中考，为此家长尤其重视。新学期一场月考后，李琳因一名学生成绩下滑被家长质疑。她常常为自己的教学能力能否适应新要求而感到焦虑。

县城内的一所小学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困难不仅体现在课堂上。跨学段调岗后，她的考核体系依然是沿用小学教师标准，收入没有增加，晋升机会也未改变。结果是工作量翻倍，但待遇不变。

李琳的同事则是被转岗，但因为考试没通过，只能成为事业单位的非编雇员，像是变相降薪。

杨筱说，自己的朋友在乡里的中心小学任教，接到明年无法续约通知的同时，获得了在镇行政单位优先就职的机会。“还没到落实的时候，没人敢打包票。”

“老师不再是铁饭碗了。”李琳和杨筱有同样的感慨。

原本稳妥、体面的职业预期，正在县城里被一点点消解。

胡群说，现在学校老师工作更谨慎，为的是确保教学满意度达到90%以上，否则会因为考核不达标而工作不保。而他作为管理层，面对调岗等问题，还得权衡熟人社会间的各方关系。为此，当被问及选调名额、未来招聘方案时，他不愿多说。

李琳动过辞职的念头，但再三权衡后认为，还是先稳定住眼前的工作。父母也认为，教师这份工作仍然是稳定且体面。她想的是：“可话都是这么说，但学生确实越来越少，能维持多久？”

人口、财政、村校撤并的三重压力

县里老师所面临的困境，与学生人数有直接关系。

以万年县为例，据澎湃新闻，3月初万年县披露的信息显示，经科学测算，截至今年，学生人数将以年均4000多人的规模递减。按照师生比来看，教师以每年230余人的速度出现富余。

“一个县一年减少近4000个学生，学校自然撑不住。”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长期研究基层教育，有丰富的调研经验。他认为，人口减少是县里教师“过剩”的原因。

加上城乡教育格局的变化，影响直接体现在村校撤并的速度上。部分乡村小规模学校长期经费和师资不足，家长转而将孩子送到县城学校，从而进一步削减村校生源。

在万年县，这一趋势尤为明显。杨筱说，当地不少村相距五公里以上，过去村里都有小学和幼儿园，如今很多家长进城买学区房，村校生源骤减。留下的学生大多由老人接送，每天电动车往返二十多分钟。

此外还有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依然以万年县为例。在《2025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中，县教体局披露收入预算总额为9854.26万元，比上年减少5425.2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和事业收入均较上年有所减少。

此前，当地教体局曾在2023年末发布的一份关于学校保安服务文件中坦言，因财政拨付不及时，部分保安工资延迟发放，并呼吁政府加大支持。

已被撤销的乡村学校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储朝晖解释，县级财政要先顾全支出平衡。因此，教师岗位减少并非仅因人口下降，而是财政约束和教育投入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出现了李琳和其他老师面临转岗或岗位紧缩的问题。

华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善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人口变化，把教师编制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放大了。”

他认为，“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是一个限制。目前，教师的编制、人事管理归属于县级部门，只能保证学龄人口相对稳定时的师资需求。一旦人口发生剧烈变动，师资配置难以快速调整。

刘善槐建议推动教师编制实现动态流转。对阶段性师资紧缺、人口持续流入的地区，可适当放宽编制总量限制。对人口外流区域，可探索建立教师有序退出机制。也可设立编制周期回收制度，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停靠在县城内的一辆校车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在储朝晖看来，县城教育的困境并非单因人口，而是人口减少、财政压力与城乡发展失衡交织的结果。人口减少让学校生源缩水，财政紧张加速了教师岗位压缩，而城镇化则把有限的学生进一步集中到城区。

留在县里的是富余的教师、被撤的村校，以及长途求学的学生。

不再是香饽饽

并不是所有学段的师资都是富余。

按照测算，我国学前及小学阶段学龄人口已分别于2020年和2023年达峰。2016年—2023年出生人口持续减少，意味着小学适龄人口将继续减少。如果师生比的标准不变，小学教师则面临总量富余的问题。

而初中、高中学龄人口还在迎峰度峰。根据《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全国初中在校生5386.16万人，普通高中在校生2922.28万人。与上年相比，均增加百万人。

有专家测算，全国初中及高中学龄人口峰值将分别出现在2026年和2029年。

据教育部，2024年全国初中、普通高中专任教师人数分别比上年增加6.57万、8.7万人，且师生比都有所扩大。这就意味着，初高中阶段仍然需要老师。

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回应《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时提到，将结合人口流动等因素，综合研判、精准预测省、市、县学龄人口和学位缺口，科学制定县中布局规划。

学龄人口的变化，影响着每一个老师。但落至具体的实践上，师资如何合理配置，同样影响着每一个老师的抉择。

万年县教体局工作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2025年）县里确无相关教师的招聘计划，明年情况需要等省里计划。

在面对记者有关学校撤并，老师调岗的提问时，上述工作人员表示，撤并是根据教育部的文件要求进行的，不少村小本就隶属乡镇的中心小学，也就合并到了一起。至于老师调岗、轮岗的问题，他并不清楚。

李琳和杨筱，暂时被困在县域教师的职业上。

作为县城里“富余的”老师，杨筱这两年的感受更深。“以前在学校里教书，每年少几个学生，现在在托管班带学生，每学期少一堆。”

新学期开始，她所在的托班因为招生问题，原本50多人的座位空了一半。她看着托班教室里的孩子，不由得想：如果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还能干多久？

她的想法开始变了。一度是铁了心要考回学校做老师，现在想的更多是在托班站住脚，有机会的话尝试课业辅导，能赚一点是一点。

县里长辈们的态度也变了。杨筱的表妹本打算报考师范，最终却在家人的建议下去学医。

“现在说起县里的好工作，大家第一反应不是老师、公务员，反而是医生。哪怕是街上的药店，这两年都开得越来越多。”杨筱说。

万年县的商业街上，一名小学生正骑车经过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李琳调岗后，工作更小心翼翼。毕竟她是从小学进入初中，这样跨学段的转变，很容易受到质疑和否定。

她和同事的交流话题里，去与留也被反复讨论。有人动念去大城市考编，有人想转到别的行业。但她的担忧越来越多，“越往大城市走，竞争越激烈。我们在县城里待了这么久，到了外面就是新人，哪那么容易”。

事到如今，她们依旧按部就班，不敢贸然做出改变。杨筱看着托班里空出的一排排座位，整理着手上的教辅材料；李琳在深夜里翻着厚厚的初中教材，为自己补课。

她们都清楚，那个曾经象征稳定与体面的“铁饭碗”，已经不太稳了，能做的就是不断充实自己，等待机会。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杨筱、李琳、胡群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