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张叔,我妈临死前让我一定要来问您一件事。那年那包红糖的包装纸,您还记得上面有什么吗?」
这话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
那是1971年的初春,我是县粮站的保管员。
红糖在那个年月,是救命的东西,只发给立功的工人和军属,跟"黑五类"家属沾不上边。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是"黑五类"的妻子,躺在发霉的床板上,嘴唇都裂开了口子。
我动了恻隐之心,从库房偷出一包红糖送了过去。
不到三天,我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发配到煤矿挖了十年煤。
18年后,她那个襁褓中的孩子考上了大学,穿着笔挺的制服找上门来,问出的话却让我冷汗直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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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停在我家门口的时候,左邻右舍都探出头来张望。
我住在棚户区最里面,这种地方,别说轿车,连自行车都少见。
我正在院子里收拾煤渣,手上全是黑灰。
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海军蓝的中山装,戴着黑框眼镜,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
他朝我走来,脚步很稳。
「请问,您是张铁生,张叔吗?」
他的声音很礼貌,但我听出了一丝紧张。
我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
「我就是,你哪位?」
年轻人在我面前站定,深深地鞠了一躬。
「张叔,我叫苏明远。我母亲是何秀芝。」
何秀芝。
这三个字像一把锈蚀的钥匙,撬开了我封存了十八年的记忆。
我的手开始发抖,煤渣从指缝间漏了下去。
苏明远看着我突然苍白的脸色,眼眶红了一圈。
「张叔,我妈……她去年走了。」
我的喉咙像被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个春天里虚弱得随时会死去的女人,到底还是没能熬过那些苦日子。
「进屋说吧。」
我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
屋里光线很暗,唯一的家具是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我给他倒了碗水,杯子有缺口,我下意识地把缺口对着自己这边。
苏明远坐下,却没有喝水,只是紧紧地握着那个牛皮纸袋。
「张叔,我妈临死前,一直念叨着您的名字。」
他顿了顿,声音开始颤抖。
「她说,要不是您那包红糖,我出生第三天就会跟她一起死在那间草屋里。」
我别过头,不想让他看见我通红的眼睛。
「都过去了。」
「没有过去!」
苏明远突然提高了音量,吓了我一跳。
他意识到自己失态,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
「张叔,我妈让我一定要来问您一件事。那年那包红糖的包装纸,您还记得上面有什么吗?」
我愣住了。
包装纸?
上面能有什么?
那就是粮站统一用的黄色牛皮纸,印着红色的粮食局印章。
「就是普通的包装纸啊,没什么特别的。」
苏明远摇摇头,从牛皮纸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用塑料布包裹的东西。
他一层层打开,露出一张已经发黄、边角都磨烂了的牛皮纸。
纸上的粮食局印章还清晰可见。
「我妈把这张纸保存了十八年。」
苏明远的声音哽咽了。
「她说,这张纸上的秘密,是她活下去的全部理由。」
秘密?
什么秘密?
我接过那张纸,手都在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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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我是县粮食局下属粮站的保管员,管着三个仓库的粮食和副食品。
那份工作在当时,是让人眼红的肥差。
不是因为工资高,而是因为"油水"多。
经手粮食的人,家里总不会挨饿。
但我从来没动过这个心思。
我父亲是老八路,从小教育我,看管公家的东西,就是看管老百姓的命根子,动一粒米都是造孽。
所以虽然手里管着几百吨的粮食,我家的日子也只是温饱而已。
粮站的主任姓刘,是个精明人,对我很器重。
因为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傻"的人不多,用起来放心。
那年春天,上面下达了新的配给政策。
红糖作为特殊物资,只配给立功的先进工作者、军属和五保户。
每人每月半斤,凭票供应。
粮站负责发放。
有一天晚上,刘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
「铁生啊,明天有个特殊任务交给你。」
他压低了声音。
「城西那个黑五类苏维汉的老婆,前几天生了个儿子。苏维汉托人求到我这儿,想买点红糖给他老婆补补身子。」
我心里一紧。
「刘主任,这……这不合规矩吧?」
刘主任摆摆手。
「我知道不合规矩。但苏维汉怎么说也是知识分子,就算犯了错误,孩子是无辜的。他老婆产后大出血,再不补一补,恐怕就没命了。」
他叹了口气。
「我也是当爹的人,见不得这个。你明天趁着没人,给他称半斤红糖,悄悄送过去。钱我从我工资里出。」
我看着刘主任,心里涌起一股暖意。
「刘主任,钱我来出吧。」
刘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小子。记住,一定要悄悄的,别让人知道。」
第二天傍晚,我趁着粮站下班,从仓库里称了半斤红糖。
我用黄色牛皮纸包好,塞进棉袄里。
城西的棚户区,我去过几次,知道苏维汉家在哪儿。
天色已经暗下来,我走得很快,生怕碰到熟人。
苏家住在一排平房的最后一间,屋顶的瓦片有几块碎了,用塑料布盖着。
我轻轻敲了敲门。
「谁啊?」
一个男人警惕的声音。
「我……我是粮站的。」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苏维汉瘦削的脸。
他看见是我,愣了一下。
「张保管员?」
我没说话,直接把怀里的纸包塞进他手里。
「快进去吧,别让人看见。」
我转身就走。
身后传来苏维汉哽咽的声音。
「谢谢……谢谢您……」
我加快脚步,消失在夜色里。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心里反而踏实了。
我不知道,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个安稳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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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上午,粮站突然来了一群人。
是县革委会的工作组。
为首的是革委会副主任徐建国,一个脸上永远挂着严肃表情的人。
「张铁生,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的心猛地一沉。
「徐主任,出什么事了?」
徐建国冷笑一声。
「你自己干了什么,心里没数吗?」
我被带到了县革委会的审查室。
房间里除了徐建国,还有两个记录员,和一个我没想到会出现的人。
粮站的副主任,钱宝山。
钱宝山跟我一直不对付。
他是刘主任的亲戚,靠着这层关系进了粮站,一直想当主任。
但刘主任更看重我,很多重要的事都交给我办。
钱宝山因此怀恨在心。
看见他坐在那里,我就知道坏了。
「张铁生,」徐建国拍了拍桌子,「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主动交代你的问题。」
「我……我没有问题。」
我嘴硬道。
「没有问题?」
钱宝山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张纸。
「前天晚上,有人看见你鬼鬼祟祟地往城西跑。昨天我清点仓库,发现少了半斤红糖!你还敢说没问题?」
我的后背瞬间被汗水打湿了。
「我……」
「你什么你!」
钱宝山得意洋洋。
「你是不是把红糖偷出去,送给了苏维汉的老婆?」
「我没有偷!」
我大声反驳。
「那是刘主任让我送的!」
「胡说八道!」
钱宝山冷笑。
「刘主任昨天连夜被隔离审查了,就是因为你这件事!他现在自身难保,你还想拉他下水?」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刘主任被审查了?
因为我?
「张铁生,」徐建国沉声道,「盗窃国家财产,同情地主阶级,性质极其恶劣。你现在交代,还算是认识错误。否则,按现行反革命处理!」
被开除厂籍。
这四个字像一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我真的没有偷。」
我的声音已经颤抖了。
「是刘主任让我送的,他说孩子无辜……」
「够了!」
徐建国猛地站起来。
「我看你是死不悔改!来人,把他关起来!」
我被关进了粮站后面的一间小黑屋。
那是原来放杂物的地方,阴冷潮湿,没有窗户。
我蜷缩在角落里,脑子里一片混乱。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送半斤红糖救人一命,会变成这么大的罪过。
三天后,处理决定下来了。
我被定性为「盗窃国家财产,同情地主阶级」。
开除公职,发配到北山煤矿劳动改造。
刘主任被撤职,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苏维汉一家,被赶出了县城,遣送回原籍农村。
而钱宝山,接替刘主任,当上了粮站主任。
我被押上卡车的那天,全粮站的人都被召集起来,开批斗大会。
我低着头,听着扩音器里传出的罪状。
人群里,我看见了钱宝山。
他站在最前排,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我也看见了我的未婚妻,小梅。
她躲在人群后面,哭得撕心裂肺。
但她没有为我说一句话。
她不能说。
说了,她也会被牵连。
卡车发动了,我最后看了一眼这座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县城。
我知道,我这辈子,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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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煤矿在县城北面八十里的大山里。
我在那里挖了十年煤。
十年,整整三千六百五十天。
每一天,我都在井下弯着腰,挥着镐,呼吸着煤灰。
我的腰椎在第三年就出了问题,但我不敢休息。
休息就是「思想改造不彻底」。
我的肺在第五年开始咳血,但我还是要下井。
不下井,就没有饭吃。
十年里,我没有见过家人。
我父亲因为我的事,气得中风,在我走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我母亲一个人守着老屋,在我走后的第五年也跟着去了。
小梅在我走后三个月,就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城里的一个干部。
我不怪她。
在那个年代,自保都来不及,谁还能顾得上别人?
1981年,政策变了。
很多冤案开始平反。
我也在那一年,拿到了平反通知书。
「张铁生同志,经复查,原对你的定性有误,现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薄薄的一张纸,就抹掉了十年的苦难。
但我失去的十年,谁来还给我?
我回到县城,父母的坟头已经长满了荒草。
老屋被收回,分给了别人。
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后来,民政局给我安置了一份工作,在街道办事处看大门。
给了我一间棚户区的小屋。
我就这样,从一个意气风发的二十岁小伙子,熬成了一个佝偻着腰、满脸沟壑的中年人。
心里的那团火,早就在煤矿的井下熄灭了。
只剩下一堆冷灰。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直到1989年的春天,苏明远找到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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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过那张泛黄的牛皮纸,仔细端详。
就是普通的粮站包装纸,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你妈说的秘密,在哪儿?」
我困惑地看着苏明远。
苏明远的眼睛红了。
「张叔,您把纸翻过来看。」
我的手有些颤抖。
我慢慢地,把那张纸翻了过来。
纸的背面,空白处,有一行字。
字迹已经很模糊了,但依然能够辨认。
那是一种工整的楷书,笔画有力,带着军人的刚硬气息。
我盯着那行字,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
那是我的字。
我对自己写了二十多年的字很熟悉。
我父亲是老八路,从小就逼着我练字,说字是一个人的门面。
这种笔锋,这种顿挫,绝对不会错。
可我什么时候写的?
我努力回忆那天晚上的每一个细节。
我从仓库称糖,用牛皮纸包好,塞进棉袄,走到苏家,把纸包塞给苏维汉,转身就走。
整个过程,我根本没有写字。
甚至没有带笔。
可这字,确确实实是我写的。
我看着那行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
我的声音越来越轻,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苏明远看着我的反应,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张叔,我妈说,她看到这行字的时候,就知道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说,您是真正的好人,是上天派来救我们一家的人。」
我的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因为那张纸上,用我的笔迹写着的那行字,内容让我如坠冰窟……
上面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