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我给“黑五类”产妇红糖,被开厂籍,18年后她儿来问糖纸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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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张叔,我妈临死前让我一定要来问您一件事。那年那包红糖的包装纸,您还记得上面有什么吗?」

这话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

那是1971年的初春,我是县粮站的保管员。

红糖在那个年月,是救命的东西,只发给立功的工人和军属,跟"黑五类"家属沾不上边。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是"黑五类"的妻子,躺在发霉的床板上,嘴唇都裂开了口子。

我动了恻隐之心,从库房偷出一包红糖送了过去。

不到三天,我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发配到煤矿挖了十年煤。

18年后,她那个襁褓中的孩子考上了大学,穿着笔挺的制服找上门来,问出的话却让我冷汗直冒。



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停在我家门口的时候,左邻右舍都探出头来张望。

我住在棚户区最里面,这种地方,别说轿车,连自行车都少见。

我正在院子里收拾煤渣,手上全是黑灰。

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海军蓝的中山装,戴着黑框眼镜,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

他朝我走来,脚步很稳。

「请问,您是张铁生,张叔吗?」

他的声音很礼貌,但我听出了一丝紧张。

我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

「我就是,你哪位?」

年轻人在我面前站定,深深地鞠了一躬。

「张叔,我叫苏明远。我母亲是何秀芝。」

何秀芝。

这三个字像一把锈蚀的钥匙,撬开了我封存了十八年的记忆。

我的手开始发抖,煤渣从指缝间漏了下去。

苏明远看着我突然苍白的脸色,眼眶红了一圈。

「张叔,我妈……她去年走了。」

我的喉咙像被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个春天里虚弱得随时会死去的女人,到底还是没能熬过那些苦日子。

「进屋说吧。」

我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

屋里光线很暗,唯一的家具是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我给他倒了碗水,杯子有缺口,我下意识地把缺口对着自己这边。

苏明远坐下,却没有喝水,只是紧紧地握着那个牛皮纸袋。

「张叔,我妈临死前,一直念叨着您的名字。」

他顿了顿,声音开始颤抖。

「她说,要不是您那包红糖,我出生第三天就会跟她一起死在那间草屋里。」

我别过头,不想让他看见我通红的眼睛。

「都过去了。」

「没有过去!」

苏明远突然提高了音量,吓了我一跳。

他意识到自己失态,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

「张叔,我妈让我一定要来问您一件事。那年那包红糖的包装纸,您还记得上面有什么吗?」

我愣住了。

包装纸?

上面能有什么?

那就是粮站统一用的黄色牛皮纸,印着红色的粮食局印章。

「就是普通的包装纸啊,没什么特别的。」

苏明远摇摇头,从牛皮纸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用塑料布包裹的东西。

他一层层打开,露出一张已经发黄、边角都磨烂了的牛皮纸。

纸上的粮食局印章还清晰可见。

「我妈把这张纸保存了十八年。」

苏明远的声音哽咽了。

「她说,这张纸上的秘密,是她活下去的全部理由。」

秘密?

什么秘密?

我接过那张纸,手都在发抖。



1971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我是县粮食局下属粮站的保管员,管着三个仓库的粮食和副食品。

那份工作在当时,是让人眼红的肥差。

不是因为工资高,而是因为"油水"多。

经手粮食的人,家里总不会挨饿。

但我从来没动过这个心思。

我父亲是老八路,从小教育我,看管公家的东西,就是看管老百姓的命根子,动一粒米都是造孽。

所以虽然手里管着几百吨的粮食,我家的日子也只是温饱而已。

粮站的主任姓刘,是个精明人,对我很器重。

因为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傻"的人不多,用起来放心。

那年春天,上面下达了新的配给政策。

红糖作为特殊物资,只配给立功的先进工作者、军属和五保户。

每人每月半斤,凭票供应。

粮站负责发放。

有一天晚上,刘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

「铁生啊,明天有个特殊任务交给你。」

他压低了声音。

「城西那个黑五类苏维汉的老婆,前几天生了个儿子。苏维汉托人求到我这儿,想买点红糖给他老婆补补身子。」

我心里一紧。

「刘主任,这……这不合规矩吧?」

刘主任摆摆手。

「我知道不合规矩。但苏维汉怎么说也是知识分子,就算犯了错误,孩子是无辜的。他老婆产后大出血,再不补一补,恐怕就没命了。」

他叹了口气。

「我也是当爹的人,见不得这个。你明天趁着没人,给他称半斤红糖,悄悄送过去。钱我从我工资里出。」

我看着刘主任,心里涌起一股暖意。

「刘主任,钱我来出吧。」

刘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小子。记住,一定要悄悄的,别让人知道。」

第二天傍晚,我趁着粮站下班,从仓库里称了半斤红糖。

我用黄色牛皮纸包好,塞进棉袄里。

城西的棚户区,我去过几次,知道苏维汉家在哪儿。

天色已经暗下来,我走得很快,生怕碰到熟人。

苏家住在一排平房的最后一间,屋顶的瓦片有几块碎了,用塑料布盖着。

我轻轻敲了敲门。

「谁啊?」

一个男人警惕的声音。

「我……我是粮站的。」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苏维汉瘦削的脸。

他看见是我,愣了一下。

「张保管员?」

我没说话,直接把怀里的纸包塞进他手里。

「快进去吧,别让人看见。」

我转身就走。

身后传来苏维汉哽咽的声音。

「谢谢……谢谢您……」

我加快脚步,消失在夜色里。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心里反而踏实了。

我不知道,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个安稳觉。



第三天上午,粮站突然来了一群人。

是县革委会的工作组。

为首的是革委会副主任徐建国,一个脸上永远挂着严肃表情的人。

「张铁生,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的心猛地一沉。

「徐主任,出什么事了?」

徐建国冷笑一声。

「你自己干了什么,心里没数吗?」

我被带到了县革委会的审查室。

房间里除了徐建国,还有两个记录员,和一个我没想到会出现的人。

粮站的副主任,钱宝山。

钱宝山跟我一直不对付。

他是刘主任的亲戚,靠着这层关系进了粮站,一直想当主任。

但刘主任更看重我,很多重要的事都交给我办。

钱宝山因此怀恨在心。

看见他坐在那里,我就知道坏了。

「张铁生,」徐建国拍了拍桌子,「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主动交代你的问题。」

「我……我没有问题。」

我嘴硬道。

「没有问题?」

钱宝山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张纸。

「前天晚上,有人看见你鬼鬼祟祟地往城西跑。昨天我清点仓库,发现少了半斤红糖!你还敢说没问题?」

我的后背瞬间被汗水打湿了。

「我……」

「你什么你!」

钱宝山得意洋洋。

「你是不是把红糖偷出去,送给了苏维汉的老婆?」

「我没有偷!」

我大声反驳。

「那是刘主任让我送的!」

「胡说八道!」

钱宝山冷笑。

「刘主任昨天连夜被隔离审查了,就是因为你这件事!他现在自身难保,你还想拉他下水?」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刘主任被审查了?

因为我?

「张铁生,」徐建国沉声道,「盗窃国家财产,同情地主阶级,性质极其恶劣。你现在交代,还算是认识错误。否则,按现行反革命处理!」

被开除厂籍。

这四个字像一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我真的没有偷。」

我的声音已经颤抖了。

「是刘主任让我送的,他说孩子无辜……」

「够了!」

徐建国猛地站起来。

「我看你是死不悔改!来人,把他关起来!」

我被关进了粮站后面的一间小黑屋。

那是原来放杂物的地方,阴冷潮湿,没有窗户。

我蜷缩在角落里,脑子里一片混乱。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送半斤红糖救人一命,会变成这么大的罪过。

三天后,处理决定下来了。

我被定性为「盗窃国家财产,同情地主阶级」。

开除公职,发配到北山煤矿劳动改造。

刘主任被撤职,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苏维汉一家,被赶出了县城,遣送回原籍农村。

而钱宝山,接替刘主任,当上了粮站主任。

我被押上卡车的那天,全粮站的人都被召集起来,开批斗大会。

我低着头,听着扩音器里传出的罪状。

人群里,我看见了钱宝山。

他站在最前排,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我也看见了我的未婚妻,小梅。

她躲在人群后面,哭得撕心裂肺。

但她没有为我说一句话。

她不能说。

说了,她也会被牵连。

卡车发动了,我最后看了一眼这座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县城。

我知道,我这辈子,完了。



北山煤矿在县城北面八十里的大山里。

我在那里挖了十年煤。

十年,整整三千六百五十天。

每一天,我都在井下弯着腰,挥着镐,呼吸着煤灰。

我的腰椎在第三年就出了问题,但我不敢休息。

休息就是「思想改造不彻底」。

我的肺在第五年开始咳血,但我还是要下井。

不下井,就没有饭吃。

十年里,我没有见过家人。

我父亲因为我的事,气得中风,在我走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我母亲一个人守着老屋,在我走后的第五年也跟着去了。

小梅在我走后三个月,就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城里的一个干部。

我不怪她。

在那个年代,自保都来不及,谁还能顾得上别人?

1981年,政策变了。

很多冤案开始平反。

我也在那一年,拿到了平反通知书。

「张铁生同志,经复查,原对你的定性有误,现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薄薄的一张纸,就抹掉了十年的苦难。

但我失去的十年,谁来还给我?

我回到县城,父母的坟头已经长满了荒草。

老屋被收回,分给了别人。

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后来,民政局给我安置了一份工作,在街道办事处看大门。

给了我一间棚户区的小屋。

我就这样,从一个意气风发的二十岁小伙子,熬成了一个佝偻着腰、满脸沟壑的中年人。

心里的那团火,早就在煤矿的井下熄灭了。

只剩下一堆冷灰。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直到1989年的春天,苏明远找到了我。



我接过那张泛黄的牛皮纸,仔细端详。

就是普通的粮站包装纸,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你妈说的秘密,在哪儿?」

我困惑地看着苏明远。

苏明远的眼睛红了。

「张叔,您把纸翻过来看。」

我的手有些颤抖。

我慢慢地,把那张纸翻了过来。

纸的背面,空白处,有一行字。

字迹已经很模糊了,但依然能够辨认。

那是一种工整的楷书,笔画有力,带着军人的刚硬气息。

我盯着那行字,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

那是我的字。

我对自己写了二十多年的字很熟悉。

我父亲是老八路,从小就逼着我练字,说字是一个人的门面。

这种笔锋,这种顿挫,绝对不会错。

可我什么时候写的?

我努力回忆那天晚上的每一个细节。

我从仓库称糖,用牛皮纸包好,塞进棉袄,走到苏家,把纸包塞给苏维汉,转身就走。

整个过程,我根本没有写字。

甚至没有带笔。

可这字,确确实实是我写的。

我看着那行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

我的声音越来越轻,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苏明远看着我的反应,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张叔,我妈说,她看到这行字的时候,就知道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说,您是真正的好人,是上天派来救我们一家的人。」

我的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因为那张纸上,用我的笔迹写着的那行字,内容让我如坠冰窟……

上面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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