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女教授以文科出圈，“有一束光在前面”

直到桌面上的手机振动起来，贺桂梅才意识到，已过了下午两点了。

过去一周，忙碌的北大中文系教授贺桂梅上了三次课，其中包括她主持的北大全校性系列讲座课“认识中国的方法”，参加了一次校外的评审活动，周末还以中文系党委书记的身份分别在两个会议上致辞。秋分这天的上午，是她近一周难得的空闲时间。

只喝了一杯热拿铁，她与南风窗从上午九点半一直聊到下午两点多，手边的采访提纲早已被她密密麻麻地用红色圆珠笔写下标记，等不到南风窗发问，她已经就下一个问题开始回答了。

采访主题是贺桂梅感兴趣的，也是她多年实践和探索的课题：用人文学的想象力打开人生可能性，塑造我们的精神家园。

以1990年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为起点，贺桂梅始终“以自我为方法”，“将个人的问题、文学的问题放到一个大的社会结构关系层面进行讨论”。1980年代的文化热，激起她澎湃的读书热情；90年代北大校园里的理论转型，启动了她在学术道路上的转向；在新世纪初留校任教后，“将文学研究视作研究中国的中介”，完成了从文学到思想文化，再到中国研究的转型。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句话，几乎可以视作对贺桂梅学术人生的概括。近期出版的访谈录，《中国视野与人文学的想象力》，被她视作“自我历史化”研究的呈现，将自己的学术道路放诸在更大的社会历史结构和语境中的阶段性总结。

《中国视野与人文学的想象力》 贺桂梅 著

“打开人文学想象力”的实践还没有停止。2023年起，贺桂梅一改此前低调的作风，将“讲坛”从北大燕园推向了更宽广的公共场域，以一名学者的身份，在互联网上回应着当代人的困惑。

她教网友带着一个主题（问题）“找到最经典的、最重要的几本书去读”；在谈起《好东西》等女性主义影视所博得的关注和好评时，网友可见她在评述时开心得压不下嘴角。密密麻麻的弹幕和评论，折射了一名人文学者的学术关怀。

这一路关于人文学的实践，贺桂梅始终觉得，是一种朦胧的带着问题的意识，进入到人文学“有一束光在前面”照亮的路，在一个个大时代里，成就自我的精神家园，也在历史洪流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给心以宇宙

最早，是冯至的一句诗，启发了贺桂梅：“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

写下这句诗，是1941年前后。当时在西南联大执教的冯至，因为临时落脚的房子被日军投下的炸弹摧毁，他带着妻女躲到昆明东郊的一片林场里，在被松树和尤加利树包围的山丘上，写下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深夜又是深山》。

贺桂梅将之视作“最早读到的超越了现代主义个人视角的人文的想象力”。当时她还是北大的本科生，刚离开了位于长江边上的湖北老家来到燕园。未名湖的春水，初夏的燕鸣，泛黄的银杏叶……自然的宁静抚平了青春期的躁动，让贺桂梅直观感受到当年冯至在林场里抒发的个人与寰宇之间的精神关联。

她潜入文学的深海。沈从文、曹禺、舒婷、加缪、黑塞、村上春树等人，助她生发出很多关于生活与自我关系的思考，她带着青春期“愤青式”的批判进入文学界。

钱理群曾在《百感交集忆北大暨中文系》的口述中，提起对贺桂梅的印象。当时他正在教授鲁迅文学的课程，学生分成了两派，一派觉得“鲁迅活得太累，我们不必活这么累”，而另一派觉得，“我们现在的生命恰好太‘轻’了，要追求生命之‘重’，这样就不能够离开鲁迅”。贺桂梅是后者。

贺桂梅

1993年，在张颐武“‘后新时期’批评研究”课上，贺桂梅感受到浪漫主义纯文学如何被后现代解构主义撕扯。在价值观的打碎和重建下，她的作业《新话语的诞生——重读〈班主任〉》，成了她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当时张颐武还不认识贺桂梅，读完这篇论文，他特意找到她的宿舍，告诉她，这篇论文可以拿去发表，贺桂梅的学术之路因此打开。

1994年9月，贺桂梅在北大开启研究生学习阶段。她开始接触文学以外的社科理论，和深切关联她个体经验的女性主义。

在戴锦华的文化研究小组的讨论，让贺桂梅跳出文学的框架，她饥渴地阅读着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主义、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还有福柯、罗兰·巴特、拉康。谈起刚去世一周年的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贺桂梅坦言，相比欧洲学派的纯理论风格，她受杰姆逊那种“老派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影响更深。

那时，她和五位同学（后来都在高校任教）总喜欢结伴上课，课后一起聚餐，饭桌上谈天说地，伴着烟酒，经常聊到午夜，之后嘻嘻哈哈地骑着自行车穿过燕园。老师将这群年轻人戏称为“烟酒生”。

1997年，贺桂梅参加硕士毕业答辩（右起第一为贺桂梅、二为赵祖谟、三为洪子诚、四为曹文轩、五为戴锦华、六为朴贞姬）

回想这段充满荷尔蒙气息的青葱岁月，贺桂梅意识到，“仅仅有理性的知识或学术的传递是不够的，在一种生活化的交流过程和耳濡目染之间，对思想和文学的内蕴才会体认得更深”。

理论在贺桂梅的生活里和实践不断交织。面对恋爱关系，贺桂梅产生了“要不要穿裙子”的困惑。在这之前的她，从小就是假小子，钟爱穿牛仔裤，精通抓鱼、爬树，甚至是打架，“在当地颇有名气”。

对性别身份的思考，正好碰上戴锦华在北大讲述女性主义的开端。带着自身的疑问，贺桂梅走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世界。她曾经形容：“学术真好，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解释，让我们不要陷在一个非理性的受害的愤怒情绪之中，而能将这些感性的生命体验化为一种前行的力量。”

1994年开始，贺桂梅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女性文学热的评论文章，她逐渐被贴上“女性学者”“性别研究学者”的标签，但她不愿被它们束缚，正如她曾对媒体所言，“（学术）不仅仅局限在性别问题之中，它也让我们能对更广泛的类似社会处境有同情、共情与关切”。

贺桂梅早期的研究，被外界一度视作洪子诚的严谨与历史观、戴锦华之犀利以及对西方理论的熟稔的综合。

90年代，“批评家周末”一次活动后留影（前排右三为谢冕，前排中间为贺桂梅）

回忆起1990年代，贺桂梅觉得，这是北大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是一个走向学术化、规范化的时代。1996年开始，贺桂梅定期地参加谢冕、洪子诚主持的“批评家周末”。在一次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会上，与会者起了激烈争论，一度让她不解这群比自己年长的人为何如此激动。激烈与混沌之中，她生出一种危机感：“我的学术研究与我的生命关联何在？我站在怎样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的独特性和必要性在哪里？”

人文学的想象力

早年，贺桂梅读歌德，读到“人生每一阶段都有某种与之相应的哲学”：“青年处于内在激情的风暴之中，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内心，于是预感到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变成了理想主义者。

但是成年人有一切理由成为怀疑主义者：他完全应当怀疑他所选择的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否正确。他在行动之前和行动当中，有一切理由使他的理智总是不停地活动，免得后来为一项错误的选择而懊丧不已。”

这给处于后青春期的她带来一种宽慰与提醒。她已逐渐摆脱了年轻时的稚气，进入中年后，渐渐反躬自省。年轻时她有一种“自恋”，现在觉得“挺无趣的，老是在一己的悲欢当中看问题，反而不能从一个更大的社会和历史格局中看问题，永远都是小我的抱怨和抵抗”。

贺桂梅认识到，自己应该将目光放置在“更开阔的社会和历史格局中”。一种隐约的，“人文学的想象力”的概念，在贺桂梅心中发芽。

硕士期间，贺桂梅在宿舍里阅读

当人文学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成为一门学科之后，贺桂梅洞察出一种悖论：人文学科注重知识的传递，却忘却了提升修养这一人文学的内在要求。1980年代以后，在贺桂梅看来，整个社会进入一个缺少想象力的时代。六七十年代，自西方知识界提出“理论”的概念，这一脱离了实践本身的存在得以被独立研究。“理论”的出现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哲学”的终结。但在经历了60-70年代结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的理论高峰期之后，西方理论没有出现新的突破，反而遭遇了很多困境，“缺少社会实践和社会动能，最终局限在学院内部”。

与此同时，我们所处的现实却呼唤更贴地的人文阐释，支撑变动中的心灵。中国“入世”、平稳地度过了金融危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贺桂梅记得她老家的县志上都写道：1998年至2008年是当地发展的黄金年代。与此呼应的，是进入新世纪后，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在知识界和文化界逐渐热烈了起来。

1959年，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写下：“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助于他考虑，个体陷于一团混沌的日常体验时，如何常常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产生虚假的意识。”

这一观点，被贺桂梅借用到人文学的叙述中。2005 年，贺桂梅发表了文章《人文学者的想象力》，她提出，相比社会学，文学永远是“最体贴个人的”，但与此同时，文学最缺的可能是一种跳出个人视角而站在较大视野里反观自己的能力。

贺桂梅的部分著作

2009年，完成《“新启蒙”知识档案》之后，贺桂梅有很多疑问：国家是什么？文明是什么？

由此，她将读书的兴趣转移到社会科学范畴，开始顺藤摸瓜地系统性读书。大约是那时，贺桂梅的藏书“一栏一栏”地增多。她的办公室有一排朱红色的书柜，里面约4000本书囊括政治哲学、社会学、当代文学甚至网络小说等多样类别。如今的北大校园里，流传着贺桂梅藏书达几万册的佳话。

到2020年，贺桂梅已完成关于当代中国“五个时段”的研究，先后出版了《转折的时代》《“新启蒙”知识档案》《书写“中国气派”》《重述中国》，从始至终，“人文学的想象力”的方法论贯穿其中。

她逐渐从洪、戴两位师长的足迹之上，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与风格：理论的、跨学科的、开阔的历史观。

如今，贺桂梅笃定地认为：“一个持续进行人文思想的创新的人，这个思想如果不跟自己个人的人格发生关联，绝对是有问题的。”

万物皆备于心

完成上述课题之后，一个想法渐渐浮现在贺桂梅的脑海：要做点新的研究，用些新的研究方式。

“我原来关注人文学的想象力，其实更关注的是向外看，但最近这些年又发现，人文学的想象力最有魅力的地方，其实是人的内心世界，它是可以不断扩大的，现在我更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可以有多大。”

就像阅读的完成，并不是简单的获取知识的过程，知识抵达内心后，内化为个体的思维与言行，由此衍生了价值观和传统观念里的“修养”一词，更抽象地说，也许是一种“心境”。

这几年，贺桂梅在通过阅读“向内求”之中，希望逐渐去领悟何为“大师的境界”。那些在历史上闪耀的人类群星，“他们的心境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

人到中年，贺桂梅越来越发现内心稳定和强大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如果你的内心都不稳定，你很难去面对外面的问题。”她很喜欢《一代宗师》里宫二的台词：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贺桂梅对于人文学境界的追求，以孟子的话来总结，是“万物皆备于我”。

《一代宗师》剧照

于是，她将自己的学术视野和胃口，延伸到影视领域。

进入21世纪，随着大众影视的强势发展，纯文学的边缘化已经不可逆转，在当代文学和文艺交锋的场域里，影视成为新的焦点。

2015年起，贺桂梅在北大开设“21世纪中国文化热点”课程，至今已整整十年。从长盛不衰的《甄嬛传》，到前些年出圈的“东北文学”，再到近几年崛起的女性影视，都被贺桂梅吸纳到课程中。

当代文化多样纷呈，各自解释我们的精神变迁。

如2022年至今影视领域的“女性热”，以《山花烂漫时》《出走的决心》《好东西》《我的阿勒泰》《不完美受害人》等为代表，和日韩欧美不同，其取材和表达范围并不局限在中产阶层，呈现的女性形象也不局限在年轻女性，而是塑造了一幅广阔的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老年女性到年轻女性的女性共同体的图景。

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展现了女性的魅力与力量

中国动画则让贺桂梅意识到，“中国的主体性离不开几千年古典资源的支撑”。从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到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动画现象提示“当代文艺的重要任务是将五千年的古典资源用当下的语言来表述”。

另一个贺桂梅感兴趣的现象是年代剧。如《狂飙》《风吹半夏》等剧集，将1990年代刻画为一个充满未知的、冒险的、激情的时代，点起了当下人们的怀旧感，在其中，贺桂梅发现当代人有一种“自我安顿的个体精神的匮乏”。

她不止在影视作品里发现这一点。贺桂梅在B站做了不少视频，不少主题围绕的都是读书和理论在当下的用处，她捕捉到当下年轻人一个普遍的症状：着急。

指导论文时，有时学生会提出一个可能需要10年来研究的课题，但他们希望几个月就做完。她劝诫学生，要跳出短期（如5年）视野，学会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如20年后），避免因急躁陷入困境。

90年代，贺桂梅在春天的燕南园

不仅是做学术，做人也是如此。

高中时，贺桂梅在田径队跑长跑，1500米，3000米，都不轻松。她并不是跑得最快的那个，但从不放弃。

能把事情做好的人，不一定是最聪明的，但一定是坚持最久，并且能在其中找到乐趣的。

年轻时候的贺桂梅，更愿意默默埋头书斋，到了45岁，她意识到自己也许进入了可以被大家看见的年龄。在这之前，她见识过很多比自己聪明、有天赋的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坚持走到最后。她为他们感到惋惜，也希望年轻一代能培养一种耐得住寂寞的耐心。

她已经以自己的方式留在当代故事里了。华东师大教授、影评人毛尖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及同代人中深刻影响自己的女性，其中她提到了贺桂梅，“她们永远在绵密地推进自己的思考”，证明着这个世界上最强悍的天赋，就是勤奋，“能和她们一起成长，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事情”。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2025年第21期

作者 |黄茗婷

编辑 | 赵淑荷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