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把大学校长从官本位上解脱出来

丁學良∙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曾就職於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RSPAS，ANU）、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等。原载《南方周末》2005-6-30，本文为其完全版。

编者按：2005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正处在规模扩张与质量突围的交叉路口，“官本位”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时代命题。当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盖过学术身份，当校园管理的逻辑向“衙门”靠拢，我们不得不追问：大学的核心使命，究竟是培养人才、追求真理，还是服务于行政体系的层级规则？

丁学良教授的这番访谈，恰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高校治理的关键病灶——让校长从“官员”回归“学者管理者”的本位，不是简单的身份转换，而是对大学独立品格的捍卫。他所强调的“专业根基”“文化积淀”与“操守示范”，本质上是在呼吁为大学松绑：松去行政级别的束缚，让校长能以学术规律而非官场逻辑治校；松去权力本位的枷锁，让校园能重归“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土壤。

这篇访谈的价值，不止于批判，更在于唤醒。它提醒我们：一所大学的高度，从不取决于行政级别的高低，而取决于校长的视野、学者的尊严，以及校园里是否能容下纯粹的学术追求。当我们期待中国诞生世界一流大学时，或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大学从官本位的窠臼中解放出来——这不仅是对校长的要求，更是对整个高等教育生态的期许。

把大学校长从官本位上解脱出来

《南方周末》专访丁学良

南方周末：您这几年一直在谈“一流大学”的话题，特别强调国内大学跟国际主流接轨，很有影响力。我们今天是否可以换个角度，来谈谈“一流大学校长”，就是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应该是什么样的，他（或她）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哪些是他必须做的，哪些是他不应该做的。

丁学良：开始谈之前，我们先设定两点基本认识。第一，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体制下，现在的大学校长作为个人，不可能是一个全才。这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知识的专业化变得越来越强造成的。第二，一个大学校长，他不应该是个官僚。如果大学校长是个官僚的话，他就不可能做好校长，不可能把大学管理好，更不可能使大学朝正确方向持续发展。如果说“不可能”是一个上线，“不应该”就是一个底线，低于这个其他的就免谈。

南方周末：这里指的“官僚”是什么意思？

丁学良：就是他把大学校长这个角色，纯粹地或主要地是看作一个行政职务、官员级别。一旦有更高级别的官位可以选择——比如说校长是副厅级，烟草专卖局长是正厅级——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校长的位置跳过去。以官本位的态度，在管理大学的过程中，在价值观念与处理事情的方式上，这样的校长一定不会把大学当作一个社会公共功能很特殊的机构，而只是把它当作衙门，甚至更糟糕的，是衙门的附属物来管理。

南方周末：一般来说，国内的大学校长都有一个行政级别，局级、副部级等。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丁学良：我理解这种行政级别的背景，但是在基本的价值取向、管理方式上是否把“做官”放在第一位，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中国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头头，现在也还有行政级别。但是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国企主管的行政级别不断被淡化，正是在这个合理的大趋势之下，中国才出现了比较好的企业。因为企业要成功，主管必须把自己当作一个企业家，标准不是级别的高低，而是经营的成败。

当代的大学，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有部分企业管理的性质，因为有钱进来有钱出去，这点一定要承认。但是问题的另一部分，管理大学却要比管理企业更难、更复杂。官本位的体制搞不好企业，那就更搞不好大学。希望国内的大学体制改革，能够采取切实的措施，把官本位逐步淡化下去，尽快把大学校长，包括副校长、院长，从官本位上解脱出来。否则，国内大学的发展同中国改革开放总的取向和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两个数据，两种趋向

南方周末：我手头这份材料列举了国内排名前50的大学校长简历，做个简单的统计知道：50人中只有2人是经济学出身的，比例是4％，其余都是理工科的。另外，从国外大学取得学位（硕士或博士）的有11名，占到22％。您如何看待这两个数据？

丁学良：先讲后一个。我们看一下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波一波推动者，不管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艺领域，相当数量都有留学的背景，留西洋、留东洋，或者留苏东。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中国要自强，必须从原来的闭关锁国走向世界的主流，走向世界的主流就要靠人员的交流，人是根本嘛。所以，现在50所大学校长中有一些留学背景的，是顺理成章的事。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名的大学校长，如蔡元培、胡适、马寅初等，绝大部分都是从海外回来的。

南方周末：那您觉得这个比例如何？

丁学良：还是偏低了一点。原因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出去留学的人很多，但是回来的人不太多。特别优秀的人由于专业上的考虑，大部分都没有回来。还是要采取措施，吸引那些最优秀的人才回国，尽可能让国内主要大学的校长和院长这一级，大部分有在国外优秀的、最好是一流研究型大学受过训练的背景，这样会一下子缩短中国大学和国际高教主流的距离。

然后讲前一个数据。我只能这么说，它是1970年代之前世界趋势的一个遗产。我们知道，在1970年代以前，后发展国家想赶上发达国家，是把最重要的人才放在工科理科。以苏联为例，第一代领导人是革命家，搞革命、地下活动、打仗出身。之后开始搞建设、工业化，就要靠理工科，尤其是工科，所以第二代领导人大都是工程师型的。但苏联从1960年代末开始，为了要管理日益复杂的工业社会，领导人中间出现越来越多的是学法律、学经济的。中国工业化起步晚，过去几十年里处在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阶段，迄今为止采取的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人才模式。鉴于中国发展的前景越来越依赖于知识、观念、制度创新，这个模式必须尽快被超越。

南方周末：我们知道，西方很多著名大学的校长，都是学法律等出身的，这个传统是怎么开始的？

丁学良：不同类型的高校，需要不同类型的校长。如果是偏重于某些学科的专业高校，专业型的校长是顺理成章的，比如医科大学的校长由医科学者担任。但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的校长，则不应该偏向于工科理科型，尤其是不能偏向于工科出身的。为什么？因为综合性大学里最根本的是那些基础性的研究和教学，而在知识架构上，工科偏重于应用。综合性大学的重点是知识和观念的创新，虽然工科做的出色也要创新，但这创新的源头主要来自基础科学。再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要有对国家民族发展大趋势的敏感和把握，有社会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关怀和传承，所以，综合性大学的校长由社会人文学科的人担任更合适。最近三任的哈佛大学校长，一位是学法律的，一位是古典文学出身，一位是学经济学的。

大学校长需要具备的六种素质

南方周末：除了专业背景以外，您觉得大学校长本身应该具备那些素质？

丁学良：专业背景只是一个外在标记，学人文的也可能人文关怀很弱，学经济的也可能理财能力很差，学理工的也可能文化修养很高，这都有可能。所以重要的是一个大学校长的综合素质。我们以一个国家前几十名的重点大学为例来谈，因为它们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这些大学办得怎么样，对这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他必须是在自己的专业里广受本国同行敬重的学者。不一定在专业上第一名，但他必须至少是中上等水平。得到本专业同行们的敬重，才可以服众；更重要的是，正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专业成就，才可以指望他当了大学校长之后，会非常看重研究和教学、大学的学术进步，而不是以做官为主。学者的价值取向会是他管理大学过程中不言而喻的基本标准，这点非常重要。另外，大学校长除了专业水平之外，知识面要广一些，至少要懂得一门外语。不懂外语影响交流、影响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第二，他不一定是教育学毕业的，但他必须在高教领域有相当的从业或管理经验、对教育事业真的很敬业。大学是非常复杂和特殊的机构，如果没有相关的经验并敬业，难以管理得好。

哈佛大学最近一次校长换班时，前总统克林顿和前副总统戈尔曾被提名，但很快就被排除了，他们可以很好地管理一个国家，但因为他们没有在高校的从业和管理经验，就不被信任能去领导好一个优秀的大学。最后当选的现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也曾做过美国的财政部长、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但是哈佛最后选择他做校长，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而主要因为他曾是哈佛最年轻的教授、一位公认的出色学者。

第三，要有募钱的能力。即便是公立大学，这个能力也很重要，因为募得的钱可以增加大学发展的灵活性。这方面世界上美国做得最好，形成了传统。与此对照的是英国，它最好的大学都是公立大学，但是牛津、剑桥这样古老而有实力的大学，近几十年的发展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是靠政府拨款，长期下来就形成一种不富于竞争的心态，形成依赖。为了能跟美国的优秀大学竞争，前几年剑桥大学请它的校友、已经做到耶鲁大学教务长的Alison Richard 艾莉森•理查德回来做校长。这位女校长非常希望把美国募钱的做法引进到英国，但因为英国没有校友广泛回馈母校的传统，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过她还是坚持尝试，因为不这样，光靠政府的拨款，大学发展后续无力。像剑桥这样底子厚的大学尚且需要这样，中国公立大学的校长也得要学会去募捐，这对一个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制度上鼓励公益（捐赠）事业的法律和配套措施在中国很不完备，至少可以先引入信托制度来管理捐赠，让校友和社会各界放心地捐钱。

至于理财的能力，倒并非大学校长所必需的，因为这方面可以有财务副校长和相应的行政人员来管理。

第四，一个大学校长同时还要有爱校如家的情怀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一个大学就像一个家庭，校长就是一个家长，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要爱校如家，爱校胜家，对每个“家庭成员”有真切的爱护关怀。

举个例子，国内很多高校把一年级学生放到偏僻的分校区的做法非常不妥。北大前几年有一年级的女生在偏僻的昌平分校区被强暴杀死，骇人听闻。在西方的好大学里，一年级的学生就像家里最小的孩子，理应得到最好的关怀照顾。哈佛园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初、最核心的那一小块，学校中惟一有围墙的院子。最古老的房子是哈佛校长的办公室，那谁有资格在小院子里跟校长天天一起呢？只有一年级本科生，博士生、教授都没有资格住的，这就让你觉得哈佛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家庭。我入学不久，哈佛校庆350周年，美国各界都等着看会是怎样一个隆重的庆典，结果学校宣布要办成一个家庭式的活动，学生和校友第一优先。我对此感受很深。此外，只要你在哈佛拿过正式学位，一生可以每年参加两次选举，选校董会成员和校友会的领导机构。

再比如，我现在任教的香港科技大学，依山傍海，非常美丽，而其中最好的第一线海景楼，是给本科生住的，他们是最小的孩子，家里当然要把最好的风景留给他们。这还是公立大学，若是私立大学，就更重视这方面了。这些虽然是细节，但实在太重要了，它是一种道德驱使力和召唤力，培养着学生对母校的感情，而且以最直接的例子示范给学生看如何爱人。

学校是个大家庭，会有很多的摩擦、分歧，要靠着校长很好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来化解，应该把强硬手段的使用降到最少。如果没有很好的人际协调能力，动不动就下行政命令，就不是在管理大学，而是管理兵营了。

第五，要有较好的文化素养。现在海外的大部分华人校长，虽然达不到蔡元培、胡适那样高的素养，但对广义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在西方优秀大学的校长身上更加如此。所谓文化素养，是指人超越于他的专业知识和领导职务之外，对于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兴趣、品味、理解、把握，是一个比较全面发展的人身上散发出的无形魅力。

西方学者过去常问我：遇到你们中国老一代的人，他们不是文学艺术家，为什么常在某些场合吟诗作诗、献书法乃至作画？我回答：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个人接受教育除了获得知识之外，还特别强调文化艺术方面的品味和教养，是不是诗书琴棋画皆通？作个比喻，这很像西方知识界在聚会的场合，弹得一手好钢琴，或者随口吟诵一些古希腊罗马和莎士比亚的诗句，透露的气息是一样的。作为中国的一所好大学的校长，不管是什么专业背景，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中华文化素养（当然不可能诗书琴棋画皆通），如果对西方文化有点了解就更好，否则会显得没教养、粗俗，从而影响他所代表的大学跟其他机构的交往，其实也会影响到他所领导的大学里教育目标的设置和导向，乃至校园的设计建筑风格。国内大学校园里的新建筑，很多像公司、银行、购物中心，就是不像大学，缺乏典雅的气质。

第六，一个大学校长，不管他如何看待自己，他在大学内部以及大学周围，是为人师表的。中国有几千年这样的传统，西方其实也有类似的传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大学校长必须完美无缺，这不可能。但是在基本的操守方面他必须有中上等的水平，受到大部分人的尊敬；大学校长的私德因为他的身份而具备了公共效应，具有示范意义。

校长的权力由大学宪章授予

南方周末：您跟海内外华人大学校长接触的感受如何？

丁学良：在我接触的中国内地的大学校长中，有少数是非常具有责任感的，他们没有把做校长看成做官。另外一些，人也不错，有一点学者的素质，但是官气官味太浓。还有极少数的校长，素质太低，知识面非常狭窄。

海外的普通高校里其实很多是管理人才型的校长，这类高校不会管得太差，但一般不会对社会有大的示范效应，也并不影响国家发展的趋向，这样的影响力属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那些大学。我个人听到，香港大学的前校长、学历史出身的王赓武口碑很好。台湾地区的，前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前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我对他们很敬重而且友好往来。前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在哈佛作访问学者期间，与我们有接触，印象甚佳。

南方周末：海外的大学中，也有相当数量是公立性质的。这些公立大学的校长如何产生、如何处理跟政府的关系？

丁学良：在海外公立大学校长的遴选上，虽然最后要得到政府的任命，但政府一般不干涉遴选的过程，而且也不会把行政级别考虑在内。通常遴选的过程是这样的：现任校长在离职前一年通知校方，然后成立遴选委员会，包括本校各级代表、资深教授、外校的校长或副校长、社会贤达，通常没有政府的现任官员。一定是公开招聘，本人申请和别人提名皆可，要提供完备的专业和管理方面的个人履历资料。遴选委员会从长名单上筛选出几个候选人，请来面谈；候选人要到各院系去接受质询，回答教授学生提出的问题。搜集各方意见后，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最后人选，对素质的考量是始终放在第一位的。最后才到相关政府部门备案，由政府任命。

虽然由政府任命，但这样产生的校长不是行政官员，更不是政府官员手下的附属物。政府任命了之后，即使对他的工作有不同看法或意见，也不能随便干涉。因为最基本的规矩是，新校长一旦当选，他的职权就由大学的宪章（The University Ordinance）界定着，而宪章的规定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外面的官员或工商界无权干涉，宪章修改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法定程序。若校长犯了重大错误要辞职，大多是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而不是在政府的命令之下。

南方周末：大学的宪章如此重要，它是在什么时候制定？由谁制定？

丁学良：在公立大学成立的时候就要制定，经过立法系统讨论通过。比如，香港科技大学成立时，就要在立法会通过大学宪章作为一项专门的法规，香港科大的宪章，是香港法律第1141项（Chapter 1141,Laws of Hong Kong）。私立大学不太一样，哈佛成立的时候，还没有美国政府，它自己就是北美洲最老的独立法人。

南方周末：在海外的大学里，教授跟校长的关系如何？教授如何参与学校事务？

丁学良：在不同社会的大学里，教授的权力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美国大学里教授参与的管理范围很广，因为美国本身是一个参与性很强的社会。在英国的大学里，等级制比较明显，资深和资浅的教员权力差别很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学教员最重要的工作——研究和教学本身，其自由表达权是由宪法保障的，校长和任何其他人无权干涉。

教授治校是通过很多委员会实现的，美国式的大学管理，校院系各级都有很多委员会，参与大学事务，其中最重要的学术评审委员会和招聘委员会，每一级都有。教授治校非常繁忙。

中国的大学校长们，任重道远

南方周末：最后，您对中国内地的大学校长有什么建议和希望？

丁学良：我一直说，中国不是没有人才，很多事情之所以成为问题，是招聘和使用人才的体制不合理造成的。只要让遴选体制同国际主流越来越接近，越是公开和公正的，中国大学校长的素质就会在这个过程之中自然而然得到显著的提高，中国大学缩小跟国际高教主流的差距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中国大学的改革，如果能把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方面的经验一半学到手，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经济方面很基本的一个经验是，先要开放，因为只有开放，才能知道国际上什么是更有效更好的，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开放了，才有多种模式在你眼前展开竞争，你才能思考哪种模式更好、更有生命力。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必须走这条路，以开放带动改革。

最后我想说，大学校长怎么样，是中国大学怎么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而大学怎么样，是一个国家有没有持续发展之原动力的一个基本指标。可以说，没有中国大学的健康发展，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所以不管是多么的任重而道远，我们中国人都要拼命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