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正确把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价值形式的探讨，是理解商品拜物教的前提。
虽然我们具有这种意识，但是当下学界对价值形式辩证法研究的偏向实则是对《资本论》中亚里士多德价值形式因素的忽略。古典政治经济学造成价值形式的空场，未能正确认识“劳动二重性”以及混淆“价值”与“交换价值”概念等诸多后果，都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价值形式分析中找到答案。
根据马克思的自述，亚里士多德对价值形式的分析至少在两个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第一，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是简单价值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形态；
第二，察觉商品间“可通约性”后隐藏的“质上等同”关系。同时，由于他自身所处社会的“历史限制”，止步于商品间“质上等同”关系，未能发现“一般人类劳动”与“商品间共有的社会实体的结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充分汲取亚里士多德对价值形式分析的积极成果，破解“货币的谜”的性质。更难得的是，他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历史限制”，在简单价值形式中发现了“一般人类劳动”，解决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间“质上等同”的疑难，并且确立商品的“价值”概念，揭示出被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的人与人的关系。
因此，《资本论》对亚里士多德价值形式的吸收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形式空场的补遗，更是破解商品拜物教的关键因素。任何忽略马克思《资本论》中亚里士多德价值形式因素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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