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出卖同志获得少将军衔的蔡孝乾，竟在回忆录中写下这四个字！

1950年台北街头，蔡孝乾被逮进了保密局，手里那个公文包死活不放，里面全是同志的名单，住址，联络安排，连吴石家门牌号都清清楚楚，谁能想到这个走过长征雪山，在抗日战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成了台湾地下党全线崩溃的那个点，后头二十多年的富贵，就是这么换来的。
往前倒十年，没人信他会这样，他是红军老兵，啃过雪山草地的树皮，闽西被围困，躲在山洞里靠野果活命也没把同志卖了，履历拿出来金光闪闪，岛上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1949年到台湾当工委书记，这身份不是随便给的。
地下工作本来就难，二二八事件以后，国民党抓人跟疯了一样，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好几条线都断了，他倒好，拿着组织的经费出入西餐厅舞厅，还欠了一屁股赌债，跟他老婆说这是工作掩护需要，转手就把美金扔赌场了，还真不是小赌，组织的钱输光了不算，自己还欠着债，一点没有地下工作者节衣缩食的样子，吃喝玩乐是一样没落下。
1950年1月29号，泉州街的联络点，他被抓了，保密局的人没动刑，辣椒水老虎凳一样没有，天天好烟好饭伺候着，饺子咖啡送到嘴边，就陪他聊天，知道他这人贪生怕死，骨头不硬，来硬的没用，慢慢磨，没几天，蔡孝乾就松口了，“我带你们去抓人”，特务跟着他到嘉义，一个联络点五个干部全被端了，他留了个心眼没全说，趁特务不注意，翻墙跑了，可农村的苦日子过不下去，粗茶淡饭咽不下，赌债也没人帮他还，又偷偷摸回嘉义，找了家西餐厅，牛排红酒刚点上，刀叉还没拿起来，特务又坐到了他对面。
这回他彻底摊牌了，说只要帮我还清赌债，把我女人马雯娟放出来照顾我，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那边一口答应，他就像背书一样，从省委到地委，联络方式，人员名单，密码本，资金去向，全吐了个干净，就一个月功夫，四百多人被抓，一千四百多人受牵连，最后枪毙了一千一百多人，十三个地委，二十八个县委，全完了。
最致命的就是他公文包里那句“吴次长住址”，吴石被抓，十个指甲被撬掉，腿被老虎凳压断，一只眼睛被打瞎，硬是一句没说，朱枫吞金自杀没死成，被救回来继续审，嘴巴还是严得很，马场町枪决那天，朱枫不肯跪，高喊着口号，一起的还有聂曦，陈宝仓，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枪响前个个都站得笔直。
蔡孝乾呢，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人，进了情报局当副主任，领着军饷，住着洋房，门口还有卫兵站岗，待遇好得不得了，五五年还授了军衔，挂个“少将顾问”的名头，他自己也知道外面怎么说他，逼着自己儿女全都跟老婆姓周，后来都送去了美国，关系断得干干净净，邻居都说这老头怪怪的，总是一个人。
他活到82岁，1982年在台北病死，临死前还写了本回忆录，对1950年那些事，一个字不提“叛变”，不提“出卖同志”，就用了四个字总结，“理性选择”，说自己当时反复权衡，知道自己扛不住，配合是保命的唯一办法，能活下去就行，至于同志们的下场，他只字不提，好像那些人只是“时代的牺牲品”。
可要真去看卷宗，才觉得讽刺，张志忠，一个地委书记，被他供出来，关了四年，受尽酷刑，1954年被枪毙，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学生，刚入党没多久，也被抓上刑场，临死前给妈妈写信说，“女儿没有做错事”，这两个人，一个是他亲手发展的下线，一个是亲笔签字的联络对象，他都认识，他都供了。
马场町那些人，死后连个墓碑都没有，一张草席卷了就埋了，名字都没人敢提，蔡孝乾，拿着将军津贴，享受公费医疗，死后风光大葬，墓碑上刻着“蔡公讳孝乾之墓”，生前那些事，没人敢在碑上写一个字。
现在还有人替他辩解，说那是没办法，形势比人强，可想想朱枫吞金，吴石断腿，聂曦临刑前的微笑，他们难道就有“办法”吗，怎么活下去他们比谁都清楚，只是他们没选那条路。
蔡孝乾选了他的“理性”，而另一些人，选了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