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汪精卫都厌恶的汉奸，花200金条逃走，晚年出书5元售价无人买

“1946年2月的皇后码头，先生，这几只皮箱要不要申报？”港英关员低声问道。那名矮瘦的中年人摘下礼帽，笑得谄媚：“只是一点私人物品。”说完，手心里摸了摸早已准备好的金条兑换券。对方会意，挥手放行。光天化日，他就这样带着两百根金条，从香港溜出了国民政府的法网。此人，正是任援道。
日本投降，不少“名流”一夜间成了待审犯。可在码头上，人们只顾盯着仓皇南逃的日军和伪军，没注意到一张善于变色的面孔。任援道借着戴笠意外身亡的混乱，迅速往香港钻。他清楚，南京的法庭不会对他留情，内心那根警报长久大作：“走，越快越好！”

这并非他第一次跑路。通观他的人生，逃亡和投机简直成了呼吸。易地而处，假如当初他安安分分教书，也许会成为地方士绅；遗憾的是，他骨子里渴望金钱和权力的烈火早在少年时代就被点燃。
时间拨回1891年。江苏宜兴，一个家道殷实的官宦家庭里，任援道呱呱坠地。父辈留下的青砖大宅、藏书楼，足够他无忧成长。他学过旧学，也在保定军官学校摸过枪。辛亥年间，他还在汉阳当过指挥官。身边人认为，这孩子前途无量。

革命结束后，他却嫌军伍清苦。返乡办学当校长，他是真有两把刷子：课程改革、奖励制度，说起来头头是道。教员们赞叹，学生家长抢着送子女进校。但一年后，他突然辞职，原因竟是“生活太平淡”。这句话，当时就让同僚看傻眼。
天津，是他梦想中的大舞台。凭着叔父任凤苞的门路，他给交通银行总裁梁士诒当了秘书。酒桌、舞厅、跑马场……一张张名片塞进袖口，攀附之术愈发娴熟。几个月后，他又进了天津造币厂当总务科长，掌管印鉴与账目。
抓住了公章，他就像抓住了金库钥匙。先是挪几百大洋试水，再是卷走五万元设备款。厂长李振武尚在醉酒，任援道已坐夜车南下。天津警署办了通缉，几张布告贴在闹市，也没拦住他。事实证明，对政局混乱的年代来说，法令只是纸片。

江西督军蔡成勋见他带着巨款投奔，立刻委以银号督办。谁料两年后又被他卷走二十万。蔡督军拍桌大骂，却找不到人。此时，任援道已换上新身份，在天津的沙龙里大谈诗词书画，仿佛前尘旧案与己无关。
1935年，华北局势每况愈下。冀察政务委员会挂牌，日本人想扶植听话的“地方名流”。任援道自荐，顺势踏进了汉奸的门槛。对外，他吟柳永词；对内，他收集情报，往东京递送。
南京伪政府成立后，他身兼绥靖部长暨南京市督办。手段狠辣：把苏南土匪、溃散国军统统收编，甚至偷走镇江鱼雷学校的炮艇充作私兵。爱国青年策划暗杀，他提前获悉，钻进防空洞躲过一劫。出来后，他冷笑一句：“想动我？还嫩。”

同一时间，汪精卫对这位部下并无好感。原因很简单：任援道不仅吞兵权，也吞银子。汪精卫几次想削权，都被他反挫。一次会上，汪精卫当面质问：“军饷哪里去了？”任援道不卑不亢：“要账先要弹药。”据说那一刻，汪精卫脸色铁青，却拿他没辙。
对日伪而言，他是打手；对国民党，他又留后手。1942年，他同时联系了戴笠和顾祝同，奉送小道消息，求一纸“谅解”。戴笠贪图情报，乐得给他开脱。顾祝同害怕边区起事，也与他签下互不侵犯协定。一人左右逢源，玩得炉火纯青。
局势逆转在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汪伪大厦瞬间崩塌。南京城里，百姓把“汪逆”条幅扔满街头。任援道正忙着统计仓库，看能带走多少金条。顾祝同没敢保他，戴笠在飞机失事中丧生，他的“护身符”瞬间失效。出路只剩一条：逃。

金条换来香港户口，他试着经营酒楼。生意刚起步，没几个人肯和汉奸喝酒。任援道不得不卖字画，靠旧识撑场面。看似风光，实则门可罗雀。一年后，他叹气：“此地终究是借居。”1949年春，他携妻儿移民加拿大，再次改名换姓。
在多伦多的窄平房里，他把残余金条换成地产抵押，勉强糊口。写词成了消遣，《鹧鸪忆旧词》自费排印。他自信地定价五港元，想象会有海外华人争相收藏。结果，滞销。旧书摊老板调侃：“这可是稀世孤本，无人问津的那种稀世。”

1980年1月，89岁的任援道因肺部感染住进社区医院。弥留之际，他让女儿把旧词集放在床头，却再没力气翻页。病历卡只写着：Ren Y.D.，Retired. 无人知晓他曾在中国留下多少血债。
任援道的一生，用“聪明反被聪明误”形容并不贴切——因为他始终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选择了最利己的那条线。金条、官衔、诗词，层层外衣掩饰不了骨子里的冷漠。历史叙述到这里，不需拔高，也无需添加惩恶扬善的口号；他用行动证明，背叛可以换来短暂的富贵，却换不来真正的安全，更得不到同胞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