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加速全球变化，美国对中国式崛起态度转变。

大家还记得2019年底的日子吗？12月8日武汉一位市民出现不适，以为是普通感冒，13日就医后被确诊为我国首例新冠肺炎患者。

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下发紧急通知，抗疫之战正式打响。2020年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封城。

从这天起，全球许多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个冬天，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被病毒按下暂停键。这是我们这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更是人类历史不可篡改的事实。

从世界格局看，疫情像按下了 “重构图” 键 —— 全球格局从渐变式嬗变，突然转向剧烈快速的重构，“东升西降” 的百年变局随之被推上舞台中央。

其实疫情前，中美已开启对抗博弈，标志性事件是2018年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

往前追溯，2008年奥巴马胜选后，2010年《汇率改革法案》、2011年 “亚太再平衡”、2013年 “重返亚太”，再到2015年起南海区域的无人机干扰、2016年南海对峙，都是这场贸易战的前置铺垫。

美国主动挑起对抗，根源有二：首要一点是它看到了一个迅猛趋势 ——东方在快速上升，若不阻止，可能冲散其构建的全球格局。

中国的上升趋势有多明显？从四个维度就能看清：

贸易量突飞猛进：

2009年成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国，2013年成最大商品贸易国。全球贸易占比从2000年1.9%升至2017年11.4%，186个国家和地区中，33个以中国为第一大出口目的地，65个以中国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商品贸易表现突出，服务贸易同样可圈可点。2017年，中国以2270亿美元的出口额成为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相当于2005年的3倍；同年服务进口额高达4680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二大服务进口国。

企业实力壮大：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0年至2017年，全球范围内中国企业总数从10167家增长至37164家，年增速约16%。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8年研究显示，2014至2016年间，经济利润排名全球前1%的企业中，10%是中国企业；而1995至1997年间，这一比例不足1%。

资本吸引力增强：

2015至2017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同时也是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

当然，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中国距离依靠自身虚拟服务与实体结合的金融体系实现全球化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技术研发提速：

国内研发开支从2000年的90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293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当时在部分核心技术领域（如半导体、光学设备），中国仍需进口；同时需引进海外知识产权。

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进口额为290亿美元，出口额仅约50亿美元，这也为后续美国在贸易战之外发起科技战、试图“卡脖子”提供了缺口。

当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按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测算的GDP数据，中国已于2017年超越美国；若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PP方法，则早在2015年便已超越），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层面让美国产生危机感，其他三个维度的变化同样令其紧张。

议题主导权转移：

西方曾用环境问题施压，却倒逼中国改革。中国2006年起是最大碳排放国，2017年占比降至28%，背后是1270亿美元可再生能源投资（占全球45%，是美欧的3倍）。

西方发现 “扣帽子” 的工具成了中国的解决方案，议题主导权可能易主。

虽优质文化作品仍少，但2017年全球票房前50强中12%影片有中国元素，2010年仅2%。

这一变化趋势，体现了中国因经济、技术发展而逐步摆脱美国主导的全球软实力控制的迹象，这同样令美国紧张——文化是其维持霸权的重要支柱，如今因中国崛起出现松动，美国岂能不慌？

人员流动的冲击：

2017年中国成最大留学生（60.84万人，2000年的16倍）和游客来源地（2018年出境1.5亿人次，2000年的14倍）。出境者亲历中外差异，戳破了意识形态谎言。

中国的上升和日本不同，体量、模式都超出西方经验，美国惯用的应对方法失灵了。

于是它搬出 “大国竞争” 理论 —— 这一理论认为竞争需满足三条件：追赶国制造业超主导国、GDP 达60%以上、无第三国能影响竞争。

2018年时，中国2010年已超美国制造业，GDP 达美国60%，欧盟、俄罗斯等均无力干预，完全符合美国的 “竞争标准”。

这套理论本就肤浅，但美国信奉 “力量即美德”，不愿寻求双赢，贸易战因此不可避免。

若没有疫情，中美博弈可能要拖10-20年。因为当时我国发展认知、模式都过度 “美式化”，不少人对美国抱有幻想，博弈烈度难提升。

现实 “教育” 这股力量代价巨大，还会削弱中国实力，疫情初期仍能看到这种影响。
但疫情来了，这场灾难给中美博弈 “打了方向盘”。

外部压力叠加疫情，暴露了内部问题，也快速 “拍醒” 了幻想者，改变了力量对比。正是这一转向，奠定了我们今天能认真讨论 “东升西降” 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