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最后的日子里

为民鼓与呼的彭德怀

（节选）

作者：顾保孜

来源：《中南海人物春秋》

一

1966年12月25日清晨，住在成都市永兴巷7号的彭德怀（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编者注）被翻墙而入的北京红卫兵强行绑架。他的警卫员和秘书阻拦无效，只好向西南建委办公室求援，并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得到如下答复：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火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就在周总理下达指示的同时，彭德怀已被从北京来的几支揪彭战斗队争来争去，一会儿被抢到成都地质学院，一会儿被转移到省地质局，直到成都军区干涉，他的安全才有保证。

12月28日，彭德怀坐上成都军区联系的一个软席车厢，在红卫兵的共同押送下到达北京，被送到北京地质学院。经过艰苦的谈判，才交给北京卫戍区，由卫戍区和北京航空学院、地质学院派出的4名红卫兵共同看押管理。

次日，周恩来就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指示他必须做到保护彭德怀的绝对安全，要对住处保密，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搞逼供信等。

因此，彭德怀在北京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只是看看书，写交代材料。但在1967年1月“上海夺权”和“批判二月逆流”后，他的处境开始变了。

二

1967年7月，江青和戚本禹、陈伯达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红卫兵头头时，下达了批斗彭德怀的动员令：“彭德怀这个人被卫戍区保起来了，把他养得胖胖的，想干什么？为什么不批斗？老不批斗干什么？你们去找傅崇碧要人，就说是我说的！让彭德怀到小将中接受批判教育。”

戚本禹也在一边加油打气：“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就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他还在7月18日给彭德怀专案组训话时说：“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他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上没有死，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7月19日，按专案组要求，彭德怀被送到北京航空学院接受批判，在一间大教室里，众多的闯将们提出一个个令他不解而又心寒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

“老实交代你在朝鲜害死毛岸英的罪行！”

彭德怀不卑不亢，据理力争，使造反派们无言以对。

说不过就打，韩爱晶（北京五大造反派头头之一）走到彭德怀跟前，一把把他从座位上拉起，当胸就是一拳，其他人也蜂拥而上，一时桌倒椅翻。彭德怀被打倒后又被揪起来，接着又被打倒，连着多次。他们还摁着彭德怀的头往墙上撞，使他头破血流，昏晕过去。

批斗会结束后，教室的门口堵着一堆人，彭德怀出来时，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他们一边打还一边喊着毛主席语录：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最后，彭德怀被抬上汽车送回卫戍区。

对这次批斗会，当时的原始记录如此记载：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条指示’过时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最新指示，他们只听‘中央文革’的。”

北京卫戍区也在彭德怀的监护日记中记载：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不吃饭，不能吐痰，要他写材料，他说现在不能写，要不就杀头算了。20日他的胸部疼的面积很大，而且也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否则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断，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三

北航批斗会后，彭德怀的问题公开化了，《人民日报》选登《解放军报》的批判文章，公开点了彭德怀的名。

7月26日下午，北航红卫兵和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联合在北航操场举行约10万人参加的批彭大会，张闻天等人也被拉来陪斗。

批斗会议举行前，周恩来曾指示卫戍区解放军战士保护彭德怀，一不能打人，二不能弯腰，三不能侮辱。但红卫兵根本不理睬这一套。

批斗会上，彭德怀和张闻天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又大又重的牌子，上面用黑体字写的名字全部被划上“×”，他们低头弯腰，任凭批斗者捏造罪名，而且不能申辩。

批斗会结束后，他和张闻天等人又被强制从人群中两人相对、平举双手筑成的狭窄通道中低头穿过，遭受显示人们义愤的各种方式的折磨，有人朝他们拳打脚踢，有人向他们吐痰，使他们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和唾液口水……长时间折磨使他们走不到一半就瘫倒了，嘴里渴，要求喝水。

这还没算完，韩爱晶还倚仗人多，硬从卫戍区警卫战士手里抢走彭德怀，拉胳膊拖腿地拥上卡车开到城里游斗，彭德怀的身上又多了烂纸片和西红柿汁。两个多小时之后，可怜的彭德怀已不能走路，不能进食，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1967年国庆节刚过，彭德怀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会后又送到工人体育馆被“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批斗。一时间，批斗彭德怀成了时髦，各个单位你争我抢，以致两个月不到，彭德怀就被斗了一百多场。

可彭德怀一点也没让步，他不屈不挠的头一次次被按下去，又一次次昂起来；他倔强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又一次次站起；他愤怒的呐喊一次次被截断，又一次次响起来……直到他的身体和精神接近崩溃边缘……

这期间，他所在的监护所也不停地变换，那是为防止他与警卫战士建立感情而采取的措施。他先被送到五棵松，后转到罗道庄、什坊院、木樨地政法干校，最后被送到301解放军总医院。此时的彭德怀已被诊断为直肠癌。

四

与此同步，彭德怀问题专案组也加紧了工作，并于1970年9月17日向黄永胜呈递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报告中说：

“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生剥夺公民权利。”

黄永胜大笔一挥，写上“同意”二字。彭德怀的命运就这样定下了。

五

对彭德怀来说，住在301医院的日子更难忍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比生孩子的月婆子还难受。

他所在的病房不过10平方米，所有门窗都紧闭着，而且被糊上了报纸，一点自然光线也见不到。为限制他的活动，他的裤带也被人抽走了，想写字，不给笔，想听广播，收音机又被人故意弄坏了。除了少数书籍和指定看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只有冷清、死寂、沉闷，而且，门口还不时晃动着守卫人员的身影……

彭德怀只能仰天长叹！

为了保住彭德怀的生命，医院提出必须做手术，这遭到彭德怀的坚决拒绝：“问题不搞清楚，我决不做手术，我要见毛主席！”

他的侄女彭梅魁劝他答应手术，彭德怀显得很顾虑：“我从来没有怕过死，只怕一上手术台可能下不来，耽误了大事！我要求他们快审查，查清楚了，我再做手术。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没查清楚，难道让我带着莫须有的罪名去见马克思？我留着这条命，就是想再见毛主席一面，把我的看法讲清楚，也尽到了我最后的这份责任，死了我也心甘。”

彭梅魁无言安慰伯伯被伤透的心，只好搬出周恩来总理增加说话的分量：“您还是先做手术吧，等养好病才有机会再见毛主席。你的手术是周总理批准的，您不做手术，总理晓得也会不高兴的。”

彭德怀一向佩服敬重周总理，于是同意做手术。

但是，手术之后，彭德怀的病情急剧恶化，导致半身不遂，癌细胞扩散到了肩部、肺部、脑部，他疼得用牙咬着被单或大叫大骂，没有瘫痪的右手右脚乱撕乱扯乱踹，却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

1974年9月后，彭德怀便常处于昏迷状态。

此时的彭德怀，虽然话已含糊不清，但依然掷地有声：

“我这一生有许多缺点，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同志没有搞过两手，我从来没有搞过那种阴谋。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声，我问心无愧！”

“我能活到今天，就是长寿了，已经可以了，我仔细想过了，我这一生是值得的，对革命对人民，我做了一点工作，尽了我的责任。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

“我死以后，你们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埋起来，在上面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历史将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

六

1974年11月29日下午3时35分，76岁的彭德怀停止了呼吸，带着全部的希望与失望，孤苦伶仃地到了另一个世界。

彭德怀的遗体被秘密火化，偷运四川，编号327，谎称是成都市人王川，年32岁。只有四川省委负责人段君毅、李大章等几个人知道是彭德怀的骨灰。

令人凄然的是，火化遗体的费用，竟是从彭德怀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的。他的遗体旁边没有党旗、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哀乐、没有灵堂、没有追悼会，更没有吊唁的人群……

直到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恢复名誉时，他的追悼会才得以举行。